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评论》刊登了我院胡大雷教授的文章《与<文学评论>学术相伴》。胡大雷教授在文章中讲述了30年来他在《文学评论》期刊上发表多篇学术文章的经过，回顾自己学术历程中同《文学评论》发展的渊源。
据悉，《文学评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文学研究和理论批评的大型学术刊物。文学研究所成立于1953年2月22日，原属北京大学，1956年拨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1977年5月哲学社会科学部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是《文学评论》的主办和主管单位。《文学评论》原名《文学研究》，1956年下半年筹办，1957年3月12日创刊号出版，为季刊。1959年2月定名为《文学评论》，由季刊改为双月刊。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刊物出至当年第三期被迫停刊。自创刊至1966年停刊以前，编委会由全国各文学学科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专家组成，1978年复刊后，编委会改由文学研究所和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部分研究人员组成，现在的编委会按创刊时的宗旨组成。主编由历届文学所所长兼任，先后由何其芳、陈荒煤、许觉民、刘再复、张炯、杨义等担任，现任主编为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
与《文学评论》学术相伴
胡大雷
我自77级考入大学，便立下志愿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至今已近四十年了，在《文学评论》也发表了几篇论文。回想起来，我每在《文学评论》发表一篇文章，对学术界来说无足轻重，但对我来说却都意义非凡，起码标志着我在文学研究上迈出新的一步，这新的一步或颤颤巍巍、或胡乱莽撞，却激励着我在学术的道路上更坚定地走下去。
《汉魏六朝人对小说观赏性质的认识》（1985年1期），是我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接到刊发通知是在1984年的10月份，那时我硕士研究生即将毕业，同学们纷纷向我表示祝贺，戏称我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因为我入学三年未曾发表过论文，这是收到的第一个刊发通知，故有如此戏谑。鲁迅先生在论述轶事小说时说：“记人间事者已甚古，列御寇、韩非皆有录载，唯其所以录载者，列在用以喻道，韩在储以论政。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近娱乐矣。”我是把鲁迅先生的这个观点放大了来叙说，把小说的观赏性质放在古人“有意为小说”的观念之下，从各方面来论证，又论及小说虚构的原则、小说的艺术性原则，都受到其影响。论文投出去后，一天听到广播里讲陈云同志谈评弹的娱乐性，我想，我的观点也没错吧。论文正式刊出后，一次在校园里遇到我们中文系的前后两位主任、文学理论界的老前辈林焕平、黄海澄，他们也都表扬了我。文章的发表离不开陈祖美先生的支持，我当时路经北京去《文学评论》请她提意见，她说：“文章可以写得更好一点的。”这句话我至今难忘，是啊，做学问的境界之一就在于做得更好一点吧。
我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第二篇论文是《论南朝宫体诗的历程》（1998年第4期），论文的一个中心意思是：宫体诗并非具有统一的格式、风格，南四朝就不一样，有一个发展历程，如刘宋时期，以拟前代文人诗作出现的写男女交往；齐代诗人是以咏物带出吟咏女性；齐梁之际前述咏物的重点不在物而在人，名为咏物实为咏女性的局部身体，如沈约《十咏》等；梁代直接题名吟咏女性，描摹女子容色形貌神态，间或引向衽席床帏，是宫体诗的极致；陈代的吟咏女性诗作，其兴趣点转移到对淫靡曲调的追求与对放浪的吟咏方式的向往上。自己觉得文章的长处还在于，论证了宫体诗也写出了诗人对自身情感怀抱的追求以实现诗人自身的社会责任，这是宫体诗及其美学特征在南朝是怎样发生、发展与演化的内在原因。责编胡明、张国星二先生对论文在提出了具体意见，感谢他们，使我在时隔十三年后又上《文学评论》。
《关于传统文论的特质及当代化的理论思考》一文，发表在《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上，论述传统文论有无“当代化”的可能及怎样“当代化”。文章论证传统文论具有的特质：一是整体性，从其表现形式的理论、评论、创作三位一体与思维方式上可以看出；二是其范畴的意义有开放的一面；三是古代文论家以对经典著作实施创造性解读来实现其自身超越；四是其理路是强调与现实的结合，上述四方面可以说明传统文论具备了实现“当代化”的可能。“五四”以来传统文论在隔断中又有延续的现实给了我们实现传统文论“当代化”的自信。如何实现传统文论“当代化”，一是发挥传统文论开放性与现实性的特点；二是坚持与生活实践对话；三是实现与西方文论的对话。那时钱中文先生到我校给文艺学研究生讲学，我也坐在那里听，有了些想法便写成此文。因此，文末责编是黎湘萍，但实际上的引领者应该是钱中文先生。
《<玉台新咏>为徐昭佩所“撰录”考》（2005年第2期），完全是依照前辈章培恒先生的学术思路与方法来写的，是在章先生新探后的再一次新探。文章认为徐陵《玉台新咏序》中的“丽人”与张丽华的生平不符，倒与梁元帝徐妃的生平极为相近，徐妃有撰录《玉台新咏》的条件与可能：她本人擅长诗歌创作；其兄徐君蒨为宫体诗大家；徐妃所在的西府是当年宫体诗基地；徐妃所在的西府有撰录艳歌集的经验，等。感谢胡明先生不嫌拙文浅陋而支持刊发。与章先生相识，缘于我博士毕业时，承蒙导师詹锳先生以及论文审核导师袁行霈先生的厚意，推荐我到复旦大学跟章先生攻读博士后学业，复旦大学中文系也审核通过了，但最后研究生院没通过，说我超龄了，全国博后办是不会同意的。我给章先生打电话，表达了我的失望之情，当然也述说了渴望跟章先生作学问的心愿。该文写成后，在武汉中南民大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我把文章交给章先生看，章先生说：“顺着你的思路来看，是可以这么说的。”老一辈学者做学问的胸怀令我非常感动。
时隔八年，我又在《文学评论》上发表文章。一是《从“谈说之术”到“文以气为主”》（2013年第3期），我提出考察“口出以为言”时的行为动作、语言态度，如所谓“或辩口利舌，辞喻横出为胜；或诎弱缀跲，蹥蹇不比者为负”可以观人的性格乃至品性，提出“气在口为言”与“听其声，处其气”而有了“口出”之“言”“以气为主”的观念；故“笔书以为文”的“文以气为主”是接受其影响而形成的。孟子在“口出以为言”的问题上提出“善养浩然之气”，而荀子提出“谈说之术”，都是说语言态度可培养而致；曹丕则提出文气“不可力强而致”，二者虽然角度不同，却殊途同归，都提出“气”是每个语言文字表达者身体中根深蒂固的东西。别人都从宇宙之气、哲学之气等探讨“文以气为主”的源头，我则从“口出以为言”之语气来探讨，恐怕这就是创新点所在吧。感谢张国星、王秀臣二位先生的支持！
二是《六朝诗歌用典论》（2014年第5期），探讨诗歌用典为什么能够成立。一是古往今来延续着讲史，爱古、引古的传统；二是古代有“善士”之“尚友”传统，把自己与古人的“比事”并列；三是文学创作的知识化使然；四是“询事考言”的传统，于是事典则重于语典。文章提出用典给诗歌提供了一种新型诗歌意象——具有故事性、戏剧性的历史意象，为诗歌开出直抒胸臆传统之外新的一路。成功的诗歌用典，把自我与诸历史人物并列起来、融合在一起，实现了《毛诗序》所谓“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的诗歌吟咏，实现了诗歌既是自我的，又是自觉的集体意识的表达。如此叙说诗歌用典，也是有些创新之处，看来责编王秀臣先生是看中了这一点，感谢他的支持！三是《“文笔之辨”与中古社会政治、文化》（2015年第6期），讨论“文笔之辨”的历史逻辑。两汉为“文笔之辨”的第一阶段，以“政事”面目出现的“笔”体文字，在儒学的沾溉下，雅驯化程度有所提高；曹丕时，以“奏议、书论”为代表的“笔”体文字，不但正式进入“文章”序列，而且位列“铭诔、诗赋”的“文”之前。两晋为“文笔之辨”的第二阶段，高门士族视“文”的撰作为高尚身份所独有，重“文”的文化品位，视“笔”的撰作为文案小吏所为。南北朝为“文笔之辨”的第三阶段，刘宋以来，寒族士人多依靠“笔”体文字进入核心统治阶层；梁陈时，梁武帝要求高级官员亲自撰作“奏事”，要求贵游子弟熟悉文书簿领的撰作；除了政治地位，“笔”在文化品位也有所提升，一是其自身原有的特质如用典扩张到“文”的撰作，二是在声律、对仗、辞藻诸方面向“文”学习，在古今之争的进程中，在“文笔”的撰作手法相互渗透的进程中，最终形成的骈体为“笔”确立了写作规范与审美趣味、文化品位，与“文”颉颃相称，“文”与“笔”最终在地位相当中达到更高层次的界限分明。把“文笔之辨”与中古社会政治、文化结合在一起讨论，应该是本文的创新点。承蒙责编王秀臣先生不弃，文章登上《文学评论》的大堂。
回顾自己做学问的历程，一是靠导师的指点、前辈文章的榜样，二是靠专业学术刊物的支持，文章只有刊发在专业学术刊物上，自己做学问的某些瞎打乱撞才有高尚的归宿，才算是踏上了专业学术研究的殿堂！有《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如此的专业学术刊物与我们相伴、与我们同行，我们更有信心前行。前几年，我的硕士同学蒋寅进入《文学评论》的编辑团队，蒋寅的硕士导师们很为他的学术成就而高兴，为他承担起更重的责任而骄傲。在广西桂平的一次诗歌学术讨论会上，我遇到了《文学评论》主编陆建德、编辑邢绍涛带领的学术研究团队，又常常与张国星、蒋寅、王秀臣相聚，我们谈起八十年代初的《文学评论》、谈起当今的《文学评论》，言谈理论中，又无不对《文学评论》的将来有所憧憬，《文学评论》的将来是什么样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