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历史的投影，各个时代文人的文学创作，都是他所处时代社会文化个体生活、思想、行为方式、情感、欲求、需要、愿望等的记录和反映。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类“记录和反映”的文化集结，反映出该时代的文化特质。

    在同一民族传统文化的大系统中，文化个体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和性格，因而人们能透过文化个体所创造的文学作品，去透视其文化意识之倾向和特质，发现其在同一民族文化氛围中呈现出的特异风貌。譬如李白、杜甫、王维三位大诗人，共同生活在唐代由盛而衰的社会历史转折时期，透过他们的诗作，人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历史的投影。李、杜、王三人早期对社会政治强烈的参与意识，反映出他们早年均受到儒家文化的深潜影响。但后来，除杜甫自始至终表现出强烈的儒家文化意识外，李白倾向对道家文化的偏好，王维则热衷于诵佛坐禅，表现出心性皈依佛门的追求。由此可知，在同一时代、同一文化氛围中的作家、诗人，他们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文化意识有深浅的不同，有倾向性的差异，也有表现方式的区别。从这个视角切入，开展文学史的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俯瞰文学史现象中的特定规律，开拓文学史研究的新途径。

    南宋词人辛弃疾，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一部《稼轩长短句》，记录了他慷慨磊落，献身社稷的一生，凸现了他一腔杀敌报国的忠肝义胆，并抒吐出其欲救国家危亡而不能的痛楚呼号。自南宋以来，人们看到了稼轩词“沉郁顿挫”的特异个性和“议论为词”的表现手法；但更多的人则将其词冠以“豪放”桂冠而笼统赞誉之，鲜有人发掘稼轩词的文化底蕴。我们认为，稼轩词在宋代词坛甚至中国词史上最突出的个性，是其作品中渗透着民族文化意识的甘浓乳汁。正是这种特有的浓郁民族文化气息和深沉的文化思考，使其词章内蕴具有扛鼎的力度和沉郁的思辨色彩。本文试就稼轩词的文化意识进行三个方面的探讨，力求从文化的新视角，张扬稼轩词的积极精神意义，进一步透视和认识其人其词的个性特色。

齐、鲁文化的基因

    辛弃疾出生地历城(今山东济南)，春秋战国属齐国西部领地，距齐都营丘(今山东淄博)、鲁都曲阜都较近。历城地区在齐鲁文化交叉辐射下，成为儒学文化的中心地域。从小生活、求学于这里的辛弃疾，他的文化性格、学术观点、心理特质和人品素质受到齐鲁文化的深层影响。辛弃疾出生时，历城已在金人控制之下，但其祖父辛赞从未放松过对孙子辛弃疾的爱国传统教育，而且正是在故土遭异族践踏后的沉痛和失落感，强化了老人的民族文化意识，故尔其对辛弃疾从小用传统文化进行熏陶与激励，对辛弃疾成年后文化性格的养成及定型，起了关键的作用。辛弃疾幼小时植下的齐鲁文化的基因，一直影响到他后来文学创作的主要倾向。

    齐文化与鲁文化虽都是儒学文化的渊源，细较则有区别。齐，乃辅佐周武王伐纣的开国功臣姜尚的封地。姜尚是中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文韬武略，智慧超群，传说他著《六韬》六卷，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兵书。姜尚崇尚武略、积极进取，具有兼收并容、招降纳叛的襟度，勤政爱民、身体力行的作风以及顺历史潮流而动的革新意识。他为齐国文化的尚武崇勇精神，兵战意识以及开放、务实、灵活变通的文化传统开启了先河。齐曾一度成为战国七雄之首。齐国以独有的文化集结，与楚文化交相辉映，展示了华夏文明初始期的卓越风采。

    周秦以来这种强固的、有特色的文化个性，在齐地得以承传，遂使以后齐地军事人才辈出；仗义豪侠，骁勇善战，不甘屈辱，奋发有为，成为齐地人民群体的一个文化特征。仅就这一地域各代农民起义粗略考察，荦荦大者，有：西汉末年琅琊人樊崇领导的赤眉起义；东汉末著名的黄巾起义；隋末农民大起义；唐末农民大起义；北宋宋江等在梁山泊聚众造反，更为齐地人民的尚勇的兵战文化意识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时至今日，人们提到山东大汉，头脑中立即会映现出仗义行侠的豪杰之士的形象。

    辛弃疾刚成年，以一介书生，毅然举义兵抗金，征战齐鲁，气吞貔貅。他单骑追杀叛徒义端和尚的事实，他率50骑闯入屯兵五万的金营活捉叛徒张安国的壮举，无不显示出词人卓绝的军事家的胆魄气度及指挥才能。这正是齐文化勇武精神在他这个文化个体的具体实践。后来词人闲居时，对好友、爱国志士陈亮谈及少年征战之举，曾赋词一首，云：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词中追忆当年鏖战的壮阔场景及其中透露的责任感、事业心，无不令人怀想齐开国侯姜尚当年东征的气魄和虎威，亦令人想到〖HT5”〗[HJ*2][HT]揭竿而起的历代齐地英雄。古齐国，军事科学特别发达。中国最早的兵书，前有传说为姜尚所著的《六韬》，后有《孙子兵法》，这两部书皆出自齐。这是历代齐地多出军事人才的重要文化渊源。辛弃疾从小谙熟兵法，年轻时放弃科举而参加农民起义军抗金，不能说不与齐地这种特殊的文化渊源有关。他南渡后所上《美芹十论》(又称《御戎十论》)和《九议》，分析时局，判断敌我形势，指陈利害，评论北伐抗金的战略战术，等等。这类“万字平戎策”，证明稼轩具有精湛的兵学修养和出众的审时度势的战略家眼光。战国时，齐稷下之学大盛，“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髠、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341页，中华书局，1983。)他们的影响，在辛弃疾好论时政、以挽救天下危亡为己任的责任感及指陈时弊无所顾忌的性格中，也得到突出体现。词人对齐文化的接受和依恋，更多地表现在诸如“当年众鸟看孤鹗，意飘然，横空直把曹吞刘攫”(《贺新郎》听我三章约，本文中所引用词均据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及“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此类言恢复、抒壮志、寄感慨的篇什之中。即便在最颓唐的日子，辛弃疾仍念念不忘在齐鲁举兵抗金的壮举：“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鞻，汉箭朝飞金仆姑。”(《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尽管稼轩集中此类直写战事的篇什甚少，可此中精神气概，却贯穿了词人毕生的创作。刘克庄所谓“公所作大声镗鞳，小声铿鞫，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八，《辛稼轩集序》，四部丛刊本。)，亦是对稼轩词中这种独特齐士之风的评价。谢枋得所谓“公精忠大义，不在张忠献、岳武穆下。一少年书生，不忘本朝……志斩虏馘，挈中原还君父。公之志亦大矣”(谢枋得：《叠山集》，卷七，《宋辛稼轩先生墓记》，11～12页，四部丛刊续编本。)，将稼轩与岳飞并比，突出其“精忠大义”及“豪杰”之“志”，亦可从齐鲁文化找到渊源。至于纪昀评“弃疾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稼轩词提要》。)，谭献所谓“稼轩则弓刀游侠”(谭献：《复堂词话》二五，《词话丛编》，3994页，版本同前。)，均看到了稼轩词所表现出的战国兵家气概和齐人特有的勇武精神。黄梨庄概括稼轩词直谓稼轩具辅佐齐桓公霸业的管仲之才，因才大不为用而“悲歌慷慨”，其词中大多乃为“抑郁无聊之气”，颇得要领。

    鲁文化，以孔孟儒学为代表，以礼乐观念为其文化特征。稼轩曾自称“孔之徒”，创作中常用《论语》、《孟子》、《礼记》、《易经》中的原话原意隐括入词，表现出明显的对鲁文化崇拜的虔诚。如《踏莎行·赋稼轩，集经句》：

    进退存亡，行藏用舍。小人请学樊须稼。衡门之下可栖迟，日之夕矣牛羊下。去卫灵公，遭桓司马。东西南北之人也。长沮桀溺耦而耕，丘何为是栖栖者。

    短短一首词中，一处用《易经》，四处用《论语》，一处用《孟子》，一处用《礼记》，两处用《诗经》。主旨虽为反映词人遭罢黜后的牢骚，但隐括儒学经典中的成句如此娴熟和贴切，却证明了作者厚实的儒学理论根柢。又如《水龙吟·题瓢泉》上阕隐括《易经》、《论语》，化用无痕如己出，词史中实属罕见。在哲学观点上，稼轩与陈亮一样，主张“学者，所以学为人也，而岂必其儒哉……正欲搅金银铜铁熔作一器，要以适用为主耳”(《陈亮集》，卷二十，《乙巳春书之一》，2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可见儒家学说为核心内容的鲁文化，正是他们所谓“金银铜铁”中的一种，表示要接受，并不排斥。其实，稼轩对其乡先辈孔丘，深怀一种崇敬之情。孔孟儒学体系，建立在周室宗法制度的基础上，强调祖宗崇拜，强调天命，强调大一统的思想统治，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伦理原则。这种儒学思想，实际是周朝时代文化思潮的总结和集大成。它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文化、制度文化)的主要精神特点，并成为后来历代忠君爱国思想的文化渊源。辛弃疾登东山小鲁亭(按：取其名而已，并非山东东山小鲁亭)，立即唤起深沉的历史思索(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据《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生发出“周情孔思，悠然千古”的浩叹。此刻，感叹“久不见周公”的孔子与辛弃疾久不见能振兴宋室人物之感慨是一样的。稼轩怜孔丘的“寂寞”，也就是对自己空怀一腔报国忠贞，但却未遇到明君贤臣的“寂寞”遭际的自叹自怜。稼轩是将儒学精神视为一种社会责任感的召唤，视为爱国忠君原则的认同。他正是从鲁文化中汲取了这种忠贞不贰、克己复礼、勤于王事、至死不渝的理念原则，汲取了鲁文化中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地对理想执著追求的精神，于是词作中齐文化的兵战意识与鲁文化的礼乐观念结合，形成了戛戛独造的金刚怒目和沉郁顿挫的呼唤及低徊要眇的叹惜之音，形成了“横绝六合，扫空万古”的“弓刀游侠”之气，及“一腔忠愤”、“悲歌慷慨”之辞。

宋代文化的色彩

    吴衡照评稼轩词道：“辛稼轩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论》、《孟》、《诗小序》、《左氏春秋》、《南华》、《离骚》、《史》、《汉》、《世说》、《选》学、李杜诗，拉杂运用，弥见其笔力之峭。”(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一，《词话丛编》，2408页，版本同前。)他道出辛词一个特色：兼收并容的宽广的文化襟怀构成稼轩词的丰富内涵；众采百家的突出的文化色彩形成稼轩词的鲜明个性。其中，宋代文化精神对稼轩文化性格和创作倾向的影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宋代是中国封建时代文化全面繁盛的时代。相对来说，宋代文化体系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体系。经过唐末五代十国的分裂征战，中国传统制度文化已出现一定程度的裂变，观念文化中儒学独尊的局面本已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就开始动摇，至五代十国后更是陷入普遍的儒学信仰危机之中。儒学文化磁场力度减弱，势必带来道家文化、佛学文化、民间民俗文化等的抬头与兴盛。尽管唐代有韩昌黎倡导的以恢复儒学精神统治为号召的复古运动，北宋有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意在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但仅仅只是在改变文风、文体及提倡文学现实主义方面，产生了积极反响，引起一场为时数百年的中国散文史上的大波澜，并为中国散文定格出八大家的范式，写出中国文学史上的光辉一页；在文化思想领域，除对宋明理学之成熟起了鸣锣开道作用外，却未能形成扭转乾坤的态势。宋代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迎来了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开放时代的到来。宋代观念文化的特色，是儒、道、释三教杂处，从朝廷到民间，讲实用，纵人欲，恣享乐，积资财……儒学独尊的思想统治，已显得十分薄弱。从文化的角度考察，这既带来了王安石变法——欲在制度文化上动摇千百年的基业，又让王安石变法呼唤着开放意识的文化观念之崭露头角并渐成气候。原来万古不变的祖宗之法，也是可以变一变的。宋代这种意识形态的开放，在苏轼、辛弃疾等有识之士身上表现得最明显。所以他们二人在哲学观念上，都呈现出陈亮所谓的“欲搅金银铜铁熔作一器”的兼收并容的襟度。

    是“尊古”还是“变古”的讨论，一方面引导宋人养成好议论的习惯，另一方面使宋人对历史特别注意研究，宋代文人普遍注意历史知识的积累，看重学问，与唐人看重诗才，崇尚诗情画意及韵味的风气大异其趣。北宋由西昆派撏撦史书，堆垛典故开其端，欧阳修以北宋文坛领袖的身份肯定西昆诗人“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无施而不可”，至南宋三朝，以故实之多，典故之重作为诗文“博学”的风气愈演愈烈。辛弃疾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宋代文化氛围中，南渡来到建康，其后转辗各地。其齐鲁文化的厚实基础加上稷下学术的笃实谨严，与宋代崇尚才学、夸耀学问的风气一拍即合，故尔将江西派倡导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无一字无来处”的创作原则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于词的创作之中。稼轩好用典故，被人讥为“掉书袋”。他这种创作癖好，是“江西诗派”诗法被引进词的创作的证明。故可以说，稼轩词的“掉书袋”，绝非一个孤立的、仅表现某个人风格的现象，而是稼轩对宋文化自我认同的结果。

    宋人学术另一个突出特点，是理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在宋代经历了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终于在南宋朱熹手中得以集大成。辛弃疾不是一个理学家，也算不上理学的信徒。但了解一番他与朱熹的交往，也许可以从中探得些许辛弃疾思想与理学文化复杂微妙的关系。

    稼轩南渡后，屡遭排挤，几经黜置。但朱熹能作出一分为二的分析评判，取其大节，并且认为这主要是朝廷“用人”之过。朱熹认为陈亮与稼轩同样是出类拔萃人物：“此等人皆可用。如辛幼安亦是一帅才。但方其纵恣时，更无一人敢道它……此人作帅，亦有胜他人处，但当明赏罚以用之耳。”(《朱子语类》，卷一三二·中兴至今日人物下，317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纵恣”，是理学家所大忌。作为军事家的稼轩，在某种场合的适当“纵恣”，又是必要的。因为统帅带兵，要能令行禁止，刚毅果断，来不得半点“温柔敦厚”、“温良恭俭让”，这一点，正是兵家与儒家对立之处。作为宏儒的朱熹，多次肯定辛弃疾的帅才。如他对稼轩创办湖南飞虎军的肯定：“潭州有八指挥，其制皆废弛，而飞虎军一军独盛，人皆谓辛幼安之力。”(《朱子语类》，卷一三·自熙宁至靖康用人，3102页，版本同前。)朱熹对稼轩的评判，是持平而公允的。当然，朱熹希望稼轩能矫正个人的偏弊，特别提醒他要注意“会民”：“近世如汪端明，专理会民；如辛幼安，却是专理会兵，不管民。他这理会兵，时下便要驱以塞海，其势可畏!” (《朱子语类》，卷一三二·中兴至今日人物下，3179页，版本同前。)朱熹从社会时局的需要出发，强调当务之急是“理会兵”，这无疑是对辛弃疾的大力支持。但他指出稼轩“不管民”，这也是儒家所大不容的。由此可知，稼轩的哲学思想，与朱熹的理学观点还存在差距。可贵的是，他们二人在对金用兵，要凭征战收复北方失地的看法上是一致的。正是这爱国抗敌、恢复神州理想的一致，使他们的友谊获得坚实可靠的基础。尤其到后来，他们由书信往来到晤面及频繁交往，二人的友谊愈加笃厚。当时辛弃疾也曾向朱熹请教为政之要略，朱熹仅以12字勉励道：“临民以宽，待士以礼，驭吏以严。”可见，他们的友谊是建立在原则基础上。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60岁的稼轩为诗寿朱熹70诞辰，称赞朱熹是唐尧以来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人物，如果没有对朱熹学术的钦佩之情，绝对不可能作出如此评价。事实上，稼轩对理学虽未完全首肯，但哲学思想上，其愈到晚年，愈向理学趋同。这当然与受朋友朱熹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据《宋史》稼轩本传：“弃疾尝同朱熹游五夷山，赋《九曲擢歌》……熹殁，伪学禁方严，门生故旧至无送葬者，弃疾为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稼轩集中有哀悼朱熹的词一首，即《感皇恩·读庄子，闻朱晦庵即世》。稼轩与朱熹的深情厚谊，建立在互为知己的“诤友”的基础上。政治上，朱熹是主战派，好言恢复，赞扬稼轩的“经纶事业”和“股肱王室之心”；学术上，稼轩虽众采百家之学，但对理学的主要精神是趋向认同的，因而认为朱熹学术思想“万古不朽”、“遗草”永存。在朝廷对理学明令禁止的高压气氛下，朱熹去世，稼轩独往“为文哭之”，尤其难能可贵。他凭吊的，不仅是一位密友、一位哲人，而且是凭吊恢复大业以及他视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以齐鲁文化为根基的儒学事业的噩运。

    稼轩在一定程度表现出的对宋代理学的文化认同，反映在词的创作上，一方面是大量引用《论语》、《孟子》、《诗经》、《春秋》、《易传》等中的成句入词，感叹“功名本是真儒事”而慷慨郁勃；另方面则是在词中尽量回避剪红刻翠、柳欹花亸的女儿腔、妮子态。从晚唐五代以来，文人词以女性为中心的审美情趣，是中国古代诗歌创作情趣中心的一大转移，就人文的角度观照，这也是文学发展规律的必然趋势，它正是市民文学的觉醒和起步，必然启导戏剧文学、小说文学发展和兴盛时期的到来。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家，当然不允许刺激感官、偎红依翠、儿女缠绵的北宋词风漫延。人生态度在一定程度趋向理学的稼轩，在词的创作中就尽量避免吟风弄月和香囊脂粉，即使写《祝英台近》(宝钗分)这类题材，也极有分寸，温柔敦厚为本，绝不越雷池半步。稼轩词昂藏的男性阳刚之气，稼轩词与北宋文人词迥然异趣的风格，都体现出这种特性。

    理学是重思辨的，宋代文人大抵长于思辨。稼轩词另一突出特点，便是思辨色彩十分浓郁。毛晋曾比较苏、辛词的不同特色道：“宋人谓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善评也。”〖ZW(B〗毛晋：《宋六十名家词·稼轩词跋》，施蛰存《词籍序跋萃编》，202页，版本同前。〖ZW)〗“议论为诗”，是宋诗的特点；“以诗为词”，是苏轼词的个性。辛幼安乃东坡之流亚，而“议论为词”则又青出于蓝。稼轩词之好议论，固然与其齐鲁文化渊源有关，亦与宋士大夫文人崇尚清议、好品评时政的时代文化特征相契合。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词人，好议论，也是其职业特点之一。但议论中的哲理意识和睿智的思辨色彩，则首先得力于理学的熏染，其次是稼轩对老庄哲学和佛教哲学的偏爱。

    宋代理学本身就是兼采众说，综罗百代学术而成。朱熹虽然口头说要与庄老、禅宗划清界限，事实上他正是吸收佛学和老庄哲学的思维成果，“融会贯通，使之成为他的哲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蒙培元：《理学的演变》，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稼轩引朱熹为知己，却更好称老庄、谈禅佛。他的“议论为词”，很大成分系这种内容。如《水调歌头·题永丰杨少游提点一枝堂》：

    万事几时足，日月向西东。无穷宇宙，人是一粟太仓中。一葛一裘经岁，一钵一瓶终日，老子旧家风。更著一杯酒，梦觉大槐宫。记当年，吓腐鼠，叹冥鸿。衣冠神武门外，惊倒几儿童。休说须弥芥子，看取鲲鹏斥鷃，大小若为同?君欲论齐物，须访一枝翁。

    从对宇宙万物的关照，引发出人生价值的思考，殆同哲学讲义。另如《哨遍·秋水观》、《哨遍》(一壑自专)、《念奴娇·赋雨岩》、《蝶恋花》(何物能令公喜怒)、《贺新郎》(下马东山路)、《水龙吟·题瓢泉》、《最高楼·吾拟乞归，犬子以田产未置止我，赋此骂之》、《西江月·遣兴》、《卜算子·饮酒成病》、《水调歌头·舟次扬州》等等，无不侃侃而谈，议论风生，表现出独特和鲜明的个性。应该指出：稼轩文化性格尽管以齐鲁儒学文化为根基，但其词作中表现的哲学思想，主要和大量的，仍是老庄哲学和佛教哲学。这正是其哲学思想综百家之说，以经世致用为主，兼及寻求个体心理平衡之开放文化意识的反映，也是其思想未最终认同理学，始终与朱熹的思想理论保持距离的缘由。稼轩这种三教杂处，综合运用的态度，既是齐文化开放、变通文化传统的表现，又是当时社会意识的折射。

文化性格的矛盾

    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收词626首，除补遗和其他未可编年者153首外，其余473首中176首作于带湖闲居时，173首作于瓢泉闲居时。以此比例推算，稼轩词中有3/4的作品是其赋闲时所作；其赋闲作品中，又有至少2/3的篇什表现出归隐的情趣：或颂佛，或崇老，常以陶潜自况，萧骚颓放，谐谑调侃，表现出与金刚怒目式雄豪词不同的风神。如他唱道：

    不向长安路上行，却教山寺厌逢迎。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宁作我，岂其卿。人间走遍却归耕。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鹧鸪天·博山寺作》

    其中“味无味”是老子《道德经》中语，“材不材”是《庄子》语，所处环境却是佛寺。在寺庙中想到老庄哲学，是为了让内心的愤懑与抗争处于平静。词人称：“穆先生，陶县令，是吾师。”〖ZW(B)《最高楼》(吾衰矣)。〖ZW〗〗以“种柳已成陶令宅，散花更满维摩室”(《满江红》(我对君侯)。)，“闲饮酒，醉吟诗”(《最高楼·吾拟乞归，犬子以田产未置止我，赋此骂之》。)为生活乐趣。稼轩词中大量颂陶潜，吟老庄，谈佛释，正反映了其深刻的文化性格的矛盾。齐鲁文化的积极进取精神，是稼轩占主导性的文化性格；老庄、佛教文化的退避、放达的人生态度，则是其性格的另一侧面。在这两难的矛盾冲突中，词人感到焦虑、彷徨、无可适从。他的《八声甘州》(故将军饮罢夜归来)，痛感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并以一生落魄偃蹇的李广自况。昔日词人“渡江天马南来”、欲“平戎万里”、“整顿乾坤”(《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的“真儒”事业，都付于“纱窗外”一阵“斜风细雨”，只剩下心中“一阵轻寒”。于是他感叹“闲愁最苦”(《摸鱼儿》(更能消)。)于是他觉得“心似孤僧”(《汉宫春·答李兼善提举和章》。)，于是他向慕：“人生行乐耳。身后虚名，何似生前一杯酒?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且归去，父老约重来。问如此青山，定重来否?”(《洞仙歌·访泉于奇师村，得周氏泉，为赋》。)稼轩真的能做到“万事不关心眼”(《永遇乐》(投老空山)。)，面对山河破碎，大厦将倾，却心安理得去“卜居”，去“北窗高卧”(《念奴娇·赋雨岩》。)，去“为千里莼羹计”(《柳梢青·代白鸥见嘲》。)么?不是。词人对无故遭黜闲居，心中自有一股不平之气。《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就是这种不平之气的宣泄。《沁园春》(老子平生)表现的矛盾心理十分复杂。其中退避归隐的思想占主导，但何尝又不是因为“青山也妨贤路”，于是忧谗畏讥而独往林泉!“凄凉对影，频悲往事”，正表明词人早年立志功名事业，“举头西北浮云”，擎“倚天万里长剑”(《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 》。)欲有所为，但结果是“兰佩芳菲无人问”(《贺新郎》(逸气轩眉宇))，故只得自寻其乐，内心却悲怆不已。词人心目中那种齐鲁文化孕育的时代使命感、功名事业心愈强烈，便愈有一种加倍沉重的失落感和受愚弄的感觉。此种情绪的负效应，便是对老庄和佛学的自然趋同。稼轩原本颇自负学问：“万钟于我何有，不负古人书”(《水调歌头》(唤起子陆子)。)，“更看君侯事业，不负平生学”(《六幺令·用陆氏事》)，“算胸中，除却五车书，都无物”(《满江红》我对君侯)。但是后来的词人却愤然喊道：“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西江月》醉里且贪欢笑)。这里所谓的“古人书”，系主要指儒学经典。赋闲后稼轩的崇佛老，学渊明，都是基于其对经世济用之“真儒”事业的怀疑。这，正是稼轩文化性格矛盾的逻辑根源。缘于此，词人文化性格的矛盾，便显示出其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层次性。他的归隐，他的悟“空”，绝非一般地看破红尘，绝非一般的仙道、佛僧对人世的厌弃、对国事的不关心。而是出自一种壮志未酬的愤慨，一种报国无门的怨悒——与屈原精神有许多共通之处。所以他的《水调歌头》(我亦卜居者)通篇化用楚辞；《水调歌头》(长恨复长恨)全篇化用《离骚》，并自称“楚狂子”(《贺新郎》鸟倦飞还矣)。 “叹灵均，欲向重华诉”(《贺新郎》(逸气轩眉宇)。这种精神，更显现出稼轩矛盾性格中的人格光辉。

    从宋代词史的发展脉络寻绎，稼轩词中这类颓放啸傲的格调，是南渡后朱敦儒等词作风格的继响。比稼轩稍早出，以气节名世的范成大、杨万里等诗歌创作成就杰出，然而词作亦常常表现出一种萧散淡泊的出尘之趣，同样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扭曲，在志节名士心灵投下阴影。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互补机制的作用，在社会遭异族践踏的大变动的扰攘时局中，人们有对恶势力的抗争，也有在抗争中受朝廷权奸掣肘后的失落，有奋其智能为民族而战的豪情，也有正义和理想在冷酷现实的礁崖上粉碎后的伤心与颓唐。在豪杰之士的失落与颓唐中，往往潜在于文化积累中的老庄超脱达观与佛学禅退的文化意识会露出头角，为缓和与化解郁结于心的痛楚而蠕动于作者的意识之中，并形诸笔墨。这种文化性格的矛盾冲突，是中国传统文化固有机制所决定的。中国文学史上各阶段都有一批正直文人陷在这一文化性格的两难处境中挣扎，未能获得终极超脱，决非辛弃疾一人而然。但是，这种文化性格的矛盾冲突在辛弃疾笔下表现得最大量、最深沉、最执著；在辛弃疾心灵中扭结得最痛苦、最复杂、最崇高。这一种纯形而上的文化性格矛盾冲突的痛苦，炼就了辛稼轩一颗千回百折、沉郁顿挫的词心，锻淬出稼轩词独具个性的凌利剑刃上的锋芒。

    稼轩词为何会具备如此突出的文化意识?综上所述，大抵与以下因素有关：一、稼轩出生地齐鲁，存在较强的华夏传统文化场。词人从小耳濡目染，自觉接受了齐鲁文化的熏陶。二、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全面繁盛的时代，时代文化氛围，必然影响时代潮流的弄潮儿。稼轩作为一名自觉投入宋代历史潮流，并欲有所为的志士，必然比常人更强烈地表现出对该时代文化思潮的接受和认同。三、稼轩在女真族统治区生活22年，一种传统文化遭异族暴力劫持后的耻辱感，强化了对民族文化精神的钟爱和执著。这是一种强有力的精神力量，也是历代爱国志士的精神支柱和顽强战斗的原动力。特殊时代造就特殊伟人。爱国词人辛弃疾，就是这样一位时代造就的民族英雄和血性男儿。

（原载于《东方丛刊》1993年第l、2辑合刊；《新华文摘》1994年第1期摘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