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 说

    先秦文学是指从远古时代到秦统一（前221）以前的文学现象，它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初步形成时期（春秋末战国时代）。它处于中国文学的发生期，是中国文学的源头。

    我国早在二百万年以前已有人类活动，此后在漫长的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开发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许多地方。他们通过劳动实践，促进了自身的进化，发展了思维，产生了语言，同时也创造了人类的精神文明。据考古发现，至迟在距今五六千年的仰韶和龙山文化时代，我国的美术、音乐等艺术已逐渐与生产分离而走向独立。与之密切相关的语言艺术—文学，也同时产生。原始社会的文学主要是歌谣和神话。诗歌是产生最早的文学样式，它是原始先民在劳动和祭祀等活动中创造出来的。先民在石器时代形成了自然神信仰，氏族社会形成了祖先神的观念。他们在祭祀、大战前后、大猎、大耕种、大收成之际，必有歌舞，而与之相伴的颂美、祈祷的韵语，便是原始歌谣的一种形态。同时，先民把自然力神化，并借助想象企图解释它、征服它、支配它，从而产生了神话。原始文学突出表现的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也有少数以社会矛盾为表现主题的，可能产生在原始社会后期。原始文学具有口头性、集体性，在流传中经过了后人的一些修改、删削和曲解。

    奴隶社会形成于夏，崩溃于春秋末。夏代已有成形的文字，到了商时，文字日趋成熟，对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由各处出土的甲骨文、殷周青铜器铭文、《周易》卦爻辞及《尚书》，可以看出我国散文由句而章、由章而篇及先记事后说理的发展过程。诗歌是周代文学的主要成就。《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除《商颂》等少数作品可能是周前的作品外，其余都产生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周代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内容丰富，感情真挚，风格淳朴，手法多样，语言优美，为我国诗歌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标志着先秦诗歌从口头到书面、从民间到宫廷的完成，也反映了先秦诗歌从集体创作到个人创作的过渡。

    春秋末至战国之世，是封建社会的初步确立时期。此时，历史散文的创作很发达，或以年为序，或以国为别。这些史著不仅总结了国家成败之理，也对散文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春秋》还只是简略的大事记，到《左传》、《国语》则有了具体的情节、逼真的对话和人物的音容笑貌，到《战国策》则更多地以夸张的笔法、巧妙的情节，描写了人物的神态和个性。它们开创了真实性与形象性相结合的史笔传统，为后世散文、小说、戏剧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丰富的题材。由于天子失权，诸侯争雄，士阶层兴起，私人讲学、著述之风大兴，此时涌现出了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们代表不同阶层和集团，主张各异，互相辩难，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他们现存的主要著作有《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这些著作把我国的论说文从简短的语录体推进到对话式的论辩，再进而为专题性的论文，并且很重视逻辑性和语言技巧，大量运用寓言和比喻、排比、夸张、映衬等修辞手法。荀况还采用隐语形式写成了《赋篇》，开了说理和咏物赋的先河。散文而外，此期的诗歌主要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它是南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开创了与《诗经》的写实精神相辉映的富于浪漫气息的新诗派。它的出现，标志着先秦诗歌从集体创作到个人创作的完成。屈原之后，宋玉、唐勒、景差等学习屈原创作，把楚辞演化成了脱离音乐“不歌而颂”的文学体裁—赋。

    丰富多彩的先秦文学是我国文学的基石，它不仅开启了诗歌、散文、赋等多种文学样式，而且是我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发展的良好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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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上古文学

    上古文学指的是原始时代的文学，它包括上古歌谣和神话。二者都是先民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时创作的，在其产生和早期传播中都具有集体性、口头性，到了文字时代才逐步予以录载。上古歌谣包括上古时期的民歌、民谣，是民间文学的一种。我国古代，以合乐为歌，徒歌为谣。上古歌谣比神话产生更早，它是我国后世古典诗歌的摇篮。上古神话比歌谣更富于文学性和浪漫主义色彩，对我国后世文学的影响更为广泛深刻，是我国文学的重要武库和土壤。

第一节 上古歌谣

    上古歌谣是在生产力极为低下、没有文字记录的原始时代产生的，是出现最早的文学样式，是上古先民集体的口头创作。上古歌谣最初起源于劳动，是先民在劳动过程中，为协调劳动节奏、减轻疲劳、激发劳动热情，而喊出的“杭育杭育”之类的劳动号子。后来随着劳动对先民思维能力、发音器官和语言能力的锻炼发展，有节奏的呼喊逐渐为有意义的语言所代替。这样，一种富于韵调和节奏感的真正诗歌便产生了。再后来作为一种有节奏的语言形式逐渐固定下来，成为先民反映生活、抒发情感的一种特有形式。于是，即便不在劳动场合，它也同样使用，从而显示出上古歌谣的丰富多样性。上古歌谣尽管比较丰富，但因为是口头创作，没有文字记录，绝大部分没有保存下来，古籍里偶有记载，也多是后人的伪托，如《南风歌》（《孔子家语·辩乐》）、《卿云歌》、《大唐歌》（《尚书大传》）等。比较接近原始形态或较为可信的上古歌谣，只有《弹歌》（《吴越春秋》）、《伊耆氏蜡辞》（《礼记·郊特牲》）、《神北行》（《山海经·大荒北经》）、《候人歌》（《吕氏春秋·音初》）及甲骨卜辞和《周易》里的一些卦爻辞所保存的歌谣。另外，尚有一些目存辞亡的上古乐舞，如《葛天氏之乐》（《吕氏春秋·古乐》）、黄帝《云门》（《周礼·大司乐》）、《清角》（《韩非子·十过》）、舜乐《大韶》（《尚书·益稷》）、禹乐《大夏》（《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等，代表着先民的重要文化活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上古歌谣的分类及内容

    我国现存上古歌谣，从题材内容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1、劳动歌谣。这类歌谣是最早出现的上古诗歌，它们对劳动行为的再演和生产经验的总结，是先民有意识创作出来的，带有明显的功利目的。相传为黄帝时代的《弹歌》，是现存上古歌谣中一首最典型的劳动歌谣：“断竹，续竹，飞土，逐肉。”从内容和形式看，都是一首比较古老的猎歌。它反映了我国渔猎时代先民的劳动生活，再现了他们制造弓箭和射猎的整个过程。它不仅描绘和歌颂了劳动本身和劳动者，还洋溢着先民对自己学会制造猎具及获得成功的自豪和喜悦，也表现着他们对获取更多猎物的无限渴望。同时，短歌本身还兼有总结劳动效率的目的和功用。

    2、祭祀歌谣。这类歌谣表现了上古先民幻想祈神降福或指挥自然服从自己的愿望，带有较浓的原始宗教意识。又可分两种：一种是祈祷式的祭歌，表现的是先民对神的畏惧、屈从、祈求和献媚，目的在求神降福；一种是咒语式祭歌，表现了先民反抗和征服的意愿，他们相信可以凭借语言的力量喝令、胁迫神祗服从人的意愿，让神保佑人类免受自然灾害的侵扰。前一种如：“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卜辞通纂》375片）。后一种最突出的是《伊耆氏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这是一首祷祝丰收腊祭百神时的咒语式祭歌，它句句是命令，喝令神化的土、水、昆虫、草木各归其位，各尽其职，以保护农作物的生长，不要危害人类。语辞坚决，声威凌厉，全无顶礼膜拜的祈求色彩，表现了先民征服自然的理想和信心。与此性质相同的，还有《神北行》：“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这是首驱逐旱神魃的咒语祭歌。它以幻想的祭歌语言，驱除旱神，以维护生存，为劳动生产创造有利条件。与祈求式的祭歌相比，这类祭歌更能显示出先民征服自然的积极性及同自然斗争的强烈意愿。

    3、图腾歌谣。这类歌谣是先民在图腾崇拜基础上创作的诗歌。图腾是上古先民在探索生命本源过程中误认的部族始祖，是部族的保护神兼祖先，倍受部族成员的崇拜与颂扬。流传至今的上古图腾歌谣已寥寥无几，典籍上保存的大都是有关图腾乐舞的记载，而歌词均不可考，如《玄鸟》歌颂的是葛天部氏族的图腾玄鸟（燕子），《云门》歌颂的是黄帝氏族的早期图腾云等等。现今保存下来的此类诗歌，仅有《吕氏春秋·音初》所载的一首《燕燕往飞》。虽然歌词只有“燕燕往飞”一句，但有关情况记载较详：“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谥。二女爱而争博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关于商氏族的始祖契为玄鸟所生的神话，《诗经·商颂·玄鸟》及《史记·殷本纪》都有大体相同的记述。玄鸟即燕，是商族的图腾。这句歌辞在如醉如狂的图腾崇拜中，正表现了商族先民对祖先的无限依恋和向往的深情。这类歌谣对先秦诗歌的抒情表意及比兴手法的运用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4、婚恋歌谣。上古时代的最初婚恋不同于文明时代的含情脉脉，多表现出粗犷、野蛮的特点。这在《周易》爻辞所保存的较古老的短歌中有所体现。如《屯·六二》：“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这是写野蛮抢夺婚的诗，反映了上古确实存在过的抢夺婚习俗。另外如《咸》卦卦爻辞，是记录一对夫妇新婚之夜生活的诗，洋溢着一片自然的生命热情和冲动。到了氏族社会末期及私有制时代，作为两性之间稳定持久的爱情应时而生。上古婚恋歌谣中对此也有所反映，最有名的是被誉为我国文学史上最古老情歌的《候人歌》。它只有“候人兮猗”四字。传说大禹治水，娶涂山氏女为妻。接着他省视南方，女久盼未归，便唱出了这支歌。诗的前两个字是实词，后面两个字是感叹词，强烈表现出涂山氏女悠远缠绵的思念和焦灼急切的心情，表达明朗、真挚，没有丝毫的矫饰。与《候人歌》不同，上古歌谣也有表现婉转含蓄、微妙情趣的情歌，如《周易·归妹·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这首诗虽仅十字，但它却是一首美丽的牧场情歌。小伙子拿着刀杀羊，却不见血；姑娘承筐而装，篮子却是空的。时人唱出这支戏谑性的短歌，来打趣两人因情有所钟而心不在焉的情景。短诗没有言语表白和信物暗示，但把两人无言相契的爱情表现得含蓄有致，生动有趣。

    5、战争歌谣。战争是上古社会各部族生存和扩大领土的第一手段，其时的歌谣也记录了当时战争的各种情况。如《周易·中孚·六二》：“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诗是写战争结束胜利归来情景的。有的仍擂鼓示勇，有的在坐卧休息，有的因失去亲人而伤痛哭泣，有的在引吭高歌。短短十字，音节顿挫地写出了一个动人的场面。再如《周易·同人》爻辞经整理后为：“同人于门，同人于宗。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乘其墉，弗克敌。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同人于郊。”此诗记录了一次完整的战斗过程。战前兴兵，拜祭宗庙；战斗中，先伏后攻，先失利而后得胜；凯旋归来后在郊外庆祝胜利。由这些绘声绘色的描摹中，令人仿佛听到了古老的杀伐声，看到了上古战争的礼仪、部族成员奋勇作战的身影及失败的悲哀和胜利的欢欣。

二、上古歌谣的艺术特征

    上古歌谣在艺术上的突出特征之一，是它的集体性、综合性的艺术形式。上古歌谣绝大部分是与上古音乐、舞蹈在劳动中三位一体同时出现的。《吕氏春秋·古乐》记载了葛天氏之民的乐舞情形：“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三人”说明是集体演唱，“牛尾”是以猎物为道具，“投足”是小步为节拍的舞姿，“八阕”是八支原始歌曲名。八阕的唱辞已亡，但从曲名看，与原始宗教、图腾崇拜和生产劳动有关。多人挥牛尾投足而歌的情形，形象说明了上古歌谣多具综合性艺术形式。              

    上古歌谣第二个突出的艺术特点，是它再现生活的直接性。上古歌谣源于生活，又直接表现生活。它对生活的再现是直接的，即兴的，生活是什么就是什么，纯任自然，坦白直率。这与《诗经》选择典型的生活现象和富于特征的细节展现现实和抒发情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虽有所不同，但它明显是《诗经》现实主义精神的源头。

    语言简朴、节奏流畅是上古歌谣第三个显著的艺术特点。我国上古歌谣语言都极为简朴，大都是二言、三言或四言，复杂一点的句子很少见。这首先是因为当时生产、艺术落后，劳动动作简单，劳动节奏短促、鲜明、整齐，因而与之相伴的诗歌也就自然简短。其次与先民的思想能力和语言水平较低有关。简单的思维表现为简单的语言，发为诗歌，自然也简短质朴。再次是当时艺术表现手法不成熟，单一的叙述手法，没有雕琢，没有夸饰，质朴无华。上古时歌谣虽然简朴，但并不平淡寡味，我们读上文所举的短歌，总感到它们的语言极为精练生动，节奏韵律畅快流动，朗朗爽口。        

    以赋为主的表现手法，是上古歌谣的第四个显著艺术特点。汉代文人曾把《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概括为“赋、比、兴”三种。三种之中，上古歌谣最常用的是赋的艺术表现手法，“比兴”极其少见。这是因为“比兴”的形成有一个历史和艺术的长期积累过程，而赋是一种即兴式的直接铺陈事物的艺术方法，不需要这个过程，因而它成为我国上古歌谣的基本表现手法。如《弹歌》用赋法叙述整个过程，《候人歌》直陈涂山氏女候禹不归的焦灼、惆怅之情。不过，在上古歌谣中的直陈中也包含着描写成分，随着直陈中描写成分的增加，有些客观描写便积演成“有意味的形式”，从而具有了艺术意象的“比兴”意义。如《周易·明夷·初九》以“明夷于飞，垂其翼”起兴，来比喻君子在旅途多日无食，这已和《诗经》里的比兴基本相同。可见，上古歌谣的“赋”的手法，也是后世诗歌创作中比兴等艺术手法的基础与源头。

第二节 神话

    神话是上古先民通过幻想以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所作的形象描述和解释，用虚幻的想象表现了先民们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强烈愿望和乐观主义、英雄主义精神，是人类早期不自觉的积极浪漫主义艺术创作。它的产生，首先与远古时代生产力和认识水平低下有关。先民们对各种自然现象、世界和社会文化生活的起源及变化，无法作出科学的解释，只能借助想象和幻想把自然力和客观世界拟人化。其次，与上古先民解释自然、抗争自然和提高自身能力的强烈渴望有关。这种渴望，促使先民们对自然和社会的种种现象及问题进行思考，并力图对它们作出自己的解释与描述。再次，与先民们的原始宇宙观和原始思维有关。原始先民相信万物有灵，相信有超自然的主宰，相信灵魂和神灵的存在，他们崇拜图腾、信仰巫术、崇拜自然崇拜、祖先，与此相联系，原始思维也以万物有灵为核心内容，以人与自然互渗为原则，以直观感性、充满情感和富于想象力为特点。因而在神话中，一切自然现象和某些社会存在都被看成是有生命的，赋予以人的特点和超自然的能力。

一 、神话的保存、分类和基本内容

    我国神话具有多族多源的特点。一般所说的神话主要指唐宋以前汉族经籍所记载的古代神话。这些典籍主要有《诗经》、《庄子》、《韩非子》、《山海经》、《楚辞》、《吕氏春秋》、《淮南子》、《风俗通义》、《三五历记》、《列子》等。其中，以《山海经》、《楚辞》和《淮南子》保存的神话较多，尤以《山海经》最多，而且接近上古神话的原貌。我国神话原本应是很丰富的，可惜由于我国文字繁难，记录不便；由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崇尚实用，罢黜玄想，不语怪力乱神和远古的荒唐之说；由于神话演变过程中的历史化、文学化和宗教化等因素，没有得到完整系统的记录和保存，只剩下零碎的很少一部分。

    我国现存神话，按表现内容可分以下几类：

    1、开辟神话。这类神话是探索天地创始、万物生成和人类起源奥秘的，最有代表性的是盘古、女娲神话。盘古是南方神话的开辟神，女娲则是北方神话的开辟神。盘古神话起源甚古，但记录较晚，现知最先记录此神话的是三国人徐整，他在《三五历记》中记载了盘古开辟天地和化生万物的神话。这则神话表现了南方上古先民对天地开辟的认识，其天地创生前混沌宇宙观，是原始思维混沌性、象征性、神秘性和重直觉、感悟性的体现，对我国后世的浑天说有着直接影响。

    女娲神话也是我国最古老的创世神话之一。最早记载它的是《淮南子·览冥训》。女娲挽救了一个即将毁灭的世界，是宇宙和人类的再造神。不仅如此，她还是人类的始祖，《风俗通义》载有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表现了北方先民对人类物质起源的朴素认识，至于其中富贵贫贱的观念，则是阶级社会等级分化后的产物，是后起的。女娲因造人有功，所以后世被尊为高禖神，专主人间男女婚姻。这一神话，将人与万物同源合体，共生交感，彼此相融，物我不分，朴素地认识到了世界的物质性。女娲形象，又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中女性的地位及影响，也显示了人类敢于与天地奋斗的伟大气魄和创造世界的伟大力量，表达了先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2、自然神话。在我国上古神话中，自然神话是最先产生的一类神话，多以风、雷、鸟、兽、草、木为描述对象，反映了先民敬畏和征服自然的心态。这些神话在流传中被先民予以充分的人格化，如“雷神”、“海神”、“水伯”等。其中，最有名的是精卫填海和夸父逐日。前者见《山海经·北山经》，它是讲溺死东海的炎帝之女“女娃”变成的“精卫”，为了征服海洋对人们生存所构成的威胁，以其娇小之躯要衔西山木石填平大海，充分表现了远古人民英勇顽强地与大自然作斗争的决心。后者见于《山海经·海外北经》，它是讲动物神夸父“与日逐走”、“道渴而死”、杖化邓林的故事的，形象表现了夸父无私无畏的悲壮精神和初民企图认识、征服太阳的强烈愿望。

    3、英雄神话。英雄神话表现了先民主体意识的初步觉醒，它们朦胧意识到了人是世界的中心、宇宙的主人。其主角是半人半神或受神力支持的“英雄”。这类神话数量较多，较有名的如《鲧禹治水》和《后羿射日》。前者是以上古先民与洪水搏斗的现实为基础创作的。鲧在洪水滔天时，挺身而出，救民于洪水之中，因“不待帝命”窃息壤以堵塞洪水，而被杀于羽郊，但他壮志未酬，死不瞑目，又破腹生禹，继续他未竟的事业。禹总结经验，以疏导的方式治水，在黄龙、玄龟等帮助下，经过13年栉风沐雨的艰苦奋战，终获成功。它歌颂了治水英雄鲧禹父子，反映了先民征服自然的伟大胸怀，及对自然规律的新认识，表现了他们的勤劳、勇敢与智慧。后者是人类征服旱灾的颂歌。具有神性的羿是位射箭能手，在虫兽和十日严重侵害人类生活时，他奉命而出，连除七害，战胜了旱灾，充分显示了先民与自然斗争的信心和力量。神话中的“十日并出”，实既“假日”或“幻日”现象；“弓箭”，是新石器时代的一项重要发明，对先民战胜自然的威胁起了很大作用。先民通过神话塑造了善射之羿的形象，将征服自然的愿望在幻想中得到实现。

    4、传奇神话。这类神话主要是关于异域奇国、怪人神物的神话，反映了初民企图突破自然条件的限制，改造自身生活环境的愿望和理想，形象奇特，富于奇趣，具有超现实性、超自然性。此类神话，数量较多，涉及面广，较多载于《山海经》中，如《大荒南经》中“人面、鸟喙、有翼，食海中鱼，杖翼而行”的“驩头”，《海外西经》中“一臂三目”、“能为飞车”的“奇肱民”，《海外北经》中的吐丝女，《海外南经》中的羽民国、长臂国、厌火国等。

二、上古神话的基本特色

    我国上古神话有着自己鲜明的思想和艺术特色。 在思想内容方面，其特色主要表现在：第一，具有较强的现实性。我国上古神话是原始先民现实生活的反映，从中随处可见当时先民为生存而从事劳动创造的情况。神话中的著名英雄和大神，大都是杰出的劳动者和创造者，如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炼石补天，后稷教民稼穑等皆属此类。从神话中，还随处可以看到先民同大自然斗争的具体情形，如鲧、禹、后羿等英雄面对自然灾害的侵袭威胁，他们与之顽强搏斗，并取得了重大胜利。神话里，还可以看到当时社会斗争的真实面貌，如黄帝与蚩尤之战，反映了部族间的斗争；刑天与帝争神，反映了部族内部的冲突。

    第二，将人神化，重视人的力量和人的社会性，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及民族性格。我国上古神话，无论是对世界的形成、人类的起源的“真”的探索，对勤劳、勇敢、正义、善良的善的礼赞，还是对崇高、粗犷、神奇、悲壮的美的歌颂，都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先民重视人类自身的思想、情感和性格，表现了他们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和对理想的热烈的憧憬，表现了他们立足现实人生、自强不息、坚韧顽强的斗争精神和奋发昂扬的乐观精神。鲧被杀了，还破腹生禹，继承其未竟的治水大业；夸父死后，手杖竟化作邓林，继续造福苍生；女娃淹死在东海，冤魂却变作一只精卫鸟，誓志填海。这诸多死而不已、奋斗不息的神话形象，正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化身。

    在艺术方面，首先表现出了为人生、以人的生存为中心的原始艺术精神，展示了我们民族未来的艺术思维特征，对后世的艺术审美与创作发生了重大作用。

    其次，对现实生活的描绘和表现，并不直接、具体，而是通过其幼稚幻想加工过的变态现实。他们一方面把自然力加以神话，一方面又敢于同它进行斗争。在原始生产生活的斗争实践中，他们积累了丰富经验，创造了无数神话中的英雄形象，逐渐形成了追求真理、富于理想、意志坚强、积极进取、乐观豪迈的民族性格。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神话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

    再次，成功运用了后世所说的幻想、想象和夸张、拟人等浪漫主义手法。先民们在万物有灵的思维基础上，常常把事物拟人化，并对对象进行奇特的想象和夸张描述。对于害人的怪物，他们总是将其描写得异常凶恶，如人形而牙长五、六尺的凿齿，牛形、赤身、人面、马足的猰貐；而对于人类有功的神或神性英雄，则将其神力予以大胆夸张，如女娲、后羿、禹、黄帝等都被描写得气魄宏大、威力无边。其他如共工怒触不周山（《淮南子·天文训》）、巨鳌戴山（《列子·汤问》）及《山海经》里种种殊方异物、奇人怪事的神话，都具有此艺术特点。

    其四，体现了悲剧美与崇高美的统一。我国一些主要的著名神话，其主人公大都是悲剧角色，具有浓烈的悲剧色彩。但这些神话故事，又不是一悲到底，它们一方面写了自然力的强大和英雄的悲惨死亡，另一方面又写了先民控制自然的信心、力量及幻想中的最后胜利，以及为此所表现出的自我牺牲精神。比如鲧禹治水、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等故事，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先民的悲剧命运和崇高情怀。他们的牺牲是悲剧，但他们牺牲是出于崇高的目的，这就使故事悲而不哀，悲而能壮，引起人们对牺牲者的崇敬，同时展示出光明和希望。因而，这类神话既富于悲剧情怀，又充满乐观向上的精神。

    我国古代神话不仅对研究古代社会婚姻、家庭制度、原始宗教、风俗习惯等具有重要价值，同时它也是我国文学艺术的土壤和武库，其积极为人生的艺术精神、丰富多样的题材、积极浪漫主义因素、悲剧美与崇高美的特点对我国后世文学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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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诗经》

    四言诗的形成，翻开了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标志着原始诗歌的终结，古典诗歌时代的开始。四言诗的结集，是中国诗歌史、文学史、文化史上的一件震古烁今的大事。《诗经》正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以四言诗为主的乐歌总集，它不仅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重要源头，而且对我国文学和文化有着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

第一节 《诗经》的编集、应用及流传

    《诗经》辑录了春秋中叶以前的诗歌305篇，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先秦时代称“诗”或“诗三百”，西汉初成为官学，被尊为经，始称《诗经》，后世也称为“三百篇”。

    《诗经》是周王朝乐官，在王官行人采诗和公卿列士献诗基础上搜集、整理，编选而成，各篇都是合乐的。

    根据地域和音乐的不同，全书分风、雅、颂三大类。风也叫国风，是带有诸侯各国地方特色的乐歌，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十五国风，共160篇。风诗多是民歌，少数是贵族作品，其创作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主，远及长江、汉水流域。雅是周王朝京都地区的乐歌，分大雅、小雅。大雅31篇，多朝会宴享之作；小雅74篇，多个人抒情之作。雅诗中也有部分民歌。颂是王室宗庙祭祀或举行重大典礼时的乐歌，分周颂、鲁颂、商颂三颂，共40篇。其中周颂31篇是西周时期的作品，鲁颂4篇是春秋前期鲁国的作品，商颂5篇，有人说是商代作品，多数人认为是春秋前期宋国人写的宗庙乐章。颂多是颂德之作，主要产生在王都，作者多是上层人物。

    《诗经》早在春秋时期已广泛流传。当时士大夫常在外交场合以“断章取义”的方式“赋《诗》言志。”儒、墨等学派把它作为授徒讲习的教科书。到了汉初，出现了齐、鲁、韩、毛四家诗。齐、鲁、韩三家属“今文诗”，西汉时立于学官，《齐诗》亡于三国时，《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亡于宋。《毛诗》为毛亨、毛苌所传，属“古文诗”，东汉时立于学官，训诂多用《尔雅》，事实多本《左传》，后由东汉著名经师郑玄作《笺》、唐孔颖达作《正义》，历代研习者甚多，故得以流传至今。

第二节 《诗经》的思想内容

    《诗经》思想内容广阔，涉及婚恋、农事、征役、赞颂、怨刺、周民族的史诗等等，丰富多彩。

    1、婚恋诗。《诗经》是较早较多涉足此题材的，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同时也是全书中写得最为精彩的部分。《诗经》中的婚恋诗，无论是写男子悦爱女子，或写女子悦爱男子，或表追求、言思慕、叙幽会、寄怀念，或描述爱情、婚姻的悲剧，莫不丰富多彩，生动活泼，情真意挚，感人肺腑。其中写得最多的是情歌。如《周南·关雎》以河洲上雌雄和鸣的关鸠起兴，写一个男子对一个美丽姑娘的单恋，热烈而坦率。他醒着想，梦里也想，不惜以巫术和想象与自己心爱的姑娘结合。《邶风·静女》表现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和对情人的热切思念，洋溢着一派热烈欢快的情调。《秦风·蒹葭》抒写对“在水一方”的“伊人”的缠绵悱恻、反复追寻，展现了主人公对爱情的深沉执著。

    另有一些恋歌则表现了青年男女对礼法压迫的反抗及其内心创伤。如《郑风·将仲子》写女主人公，强压着深挚的爱情，求其心爱的“仲子”不要翻墙折树来幽会，以免被父母、兄长或别人发现的矛盾心理；《邶风·柏舟》的姑娘则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大胆声言：那个垂发少年，才是我心中思念的对象，并且发誓至死不渝。

    在婚恋诗中，还有一些表现婚姻与家庭不幸生活的“弃妇诗”，是最能反映社会问题的。如《邶风·日月》、《邶风·谷风》、《秦风·晨风》等皆属此类。其中最典型的是《卫风·氓》，诗以弃妇的口吻，倾述了她从恋爱、结婚到受虐待以至被弃的全过程，抒发了她内心的不平、哀伤、怨恨和反抗。诗的结尾弃妇抱定与氓决裂的态度，性格由多情、忍耐转为清醒、刚强和果断，是我国文学史上较早注意人物性格变化表现的诗篇。

    2、农事诗。由于周民族的始祖以农立国，故周代很重农事，因而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农事诗在《诗经》中表现很突出，风、雅、颂各部分中均有。如《周颂》中的《臣工》、《载芟》、《良耜》、《噫嘻》等，多赞颂农业成就，夸耀田土广大、农夫众多、收获丰盛，表达祈求丰年的愿望。《小雅》中的《甫田》、《楚茨》等，极力夸张谷物收获之丰盈，赞美农夫的勤敏和君上爱农以事神，与《颂》中的农事诗基本思想相似。《国风》中的农事诗以《周南·芣苡》和《豳风·七月》为代表。《芣苡》是一首优美的劳动小诗，它以重章叠句的形式，反复吟唱，语言朴实，感情真挚，意境清新，情调欢畅，读之“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方玉润《诗经原始》）。《七月》是全面反映农奴终年劳动情景的诗篇，也是《国风》中最长的一首诗。首章至末章由春耕写到寒冬凿冰，反复咏叹，诉说男女奴隶一年到头除繁重的农业生产，还要为奴隶主贵族制衣、打猎、酿酒、修房、凿冰、服役，结果却劳而无获，无衣无食，充分揭示了奴隶们内心的悲苦和哀伤，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一幅古代奴隶社会的生活画图。

    3、征役诗。这类诗与周王室的平叛、外族入侵和频繁的诸侯兼并战争有关，既有西周初年的，也有西周晚期和春秋时代的，尤以后者为多。这些战争，给民众带来了沉重的兵役和徭役，因而反映征战、徭役和离乱给民众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也就成了《诗经》征役诗最重要的主题。如《豳风·东山》通过对参加周公东征归来的征人所见战后农村的破残景象，及他对家乡亲人思念的描写，揭示了战争给人民生活带来的苦难；《齐风·东方未明》写一个狂暴的官差，天不亮就把人抓走，弄得民居不宁；《小雅·何草不黄》控诉了兵役不息，征人劳瘁；《王风·君子于役》借山村农妇怀念久役不归的丈夫，揭露征役给百姓带来的无限痛苦。这些诗，或以征夫之口出之，或以思妇口吻言之，写来都感情真挚，声调凄楚，情节悲惨。在《诗经》征役诗里，还有一类是表现爱国思想的作品。如《秦风·无衣》、《鄘风·载驰》、《小雅·采薇》等。《无衣》是秦国抵御西戎入侵的一首慷慨激昂的战歌，它生动地表现了秦国人民团结御侮、同仇敌忾地爱国精神。《载驰》是著名女诗人许穆夫人写的，它表现了诗人心系祖国、急赴国难的爱国精神。《采薇》是周宣王征伐猃狁入侵时的作品。它虽也写到征人思归恋家的苦闷情绪，但更多的是写战士们在外敌入侵时同仇敌忾的昂扬奋勇精神。这些诗篇，或委婉沉郁，或慷慨激昂，格调虽有所不同，但都表现了威武的气概和强烈的爱国精神。

    4、颂歌。《诗经》中出自公卿列士或乐官之手的庙堂及宫廷乐歌多属此类，在三《颂》中保存最多，《雅》诗中也有不少。有的颂帝王歌天命，如赞美天道深远、文王德行纯美遗惠子孙的《周颂·维天之命》。有的颂战功扬王威，如《商颂·殷武》歌颂殷高宗武力讨伐荆楚大获全胜的赫赫武功，赞美殷武受命中兴、天下畏服的伟大功绩。《大雅·江汉》赞美周宣王大臣召虎（召穆公）平淮夷之乱，战果辉煌，立功受赏。这类作品大都讴歌战争胜利，赞美将领功绩，主旨仍在宣扬帝王威德。还有一些颂宴饮赞嘉宾之作，实亦颂歌之一支。如《小雅·鹿鸣》、《小雅·南有嘉鱼》等。此类诗歌直露地反映王公贵族恣意享乐的生活，具有一定认识意义。

    5、怨刺诗。这类诗主要存于《雅》诗和《国风》中，它主要产生于西周末年朝政腐败、礼仪废弛、统治者残暴荒淫的厉、幽时期及其以后，带有乱世的鲜明印记。“二雅”中的怨刺诗多为公卿列士的讽谕劝戒之作。有的借古讽今，如《大雅·荡》谏厉王应以殷鉴为戒，《小雅·正月》以“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警戒今王。更多的作品是针贬时弊，指斥昏君。如《大雅·民劳》揭露了统治集团的残暴、欺诈、丑恶、昏乱，对人民的忧苦深表同情；《板》、《荡》直斥最高统治者违反常道，妄行政令，荒淫昏聩，使人民陷入苦难深渊。此外，还有一些以斥责奸佞为主题的怨刺诗，如《小雅·巷伯》等，亦颇引人注目。这些怨刺诗大都敢于直面人生，大胆揭露社会矛盾，表露了诗人忧国伤时的强烈忧患意识。

    《国风》中的怨刺诗多出自民间，更直接地反映了下层民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其内容更深广，怨愤更强烈，讽刺也更尖刻，具有更激烈的批判精神，如《魏风·硕鼠》直接把贵族统治者比作贪婪无厌的大老鼠，唱出奴隶们对剥削者的无比愤恨。《魏风·伐檀》》以委婉曲折的反语，复沓的手法，辛辣地讽刺了不劳而获的剥削者。《国风》》中的怨刺诗更多的是对统治阶级种种无耻丑行的揭露和讥嘲。如《邶风·新台》辛辣嘲讽了卫宣公光天化日之下劫媳宣姜的荒淫乱伦丑行；《齐风·南山》讽刺了齐襄公和其妹文姜的无耻乱伦行为；《秦风·黄鸟》控诉了秦国暴君对无辜良善的杀害。

    6、周民族的史诗 《诗经·大雅》保存了五首古老的周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记述了从周始祖后稷诞生到武王灭商的一些传说和英雄史迹，以粗线条较完整地勾画出周族发祥、创业、建国、兴盛的光辉历史。远古传世的史诗极少，此组诗显得格外珍贵。其中如《大明》绘声绘色地描述历史上有名的牧野之战，既有军阵、军容的描摹，又有战车、战马的形容；既有整体的鸟瞰，又有局部的特写，写出了大战雄伟壮观、惊天动地的场面和师尚父（姜太公）的生动形象。

第三节 《诗经》的艺术成就和影响

    《诗经》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奠基之作，作为一部乐歌总集，它的作者不一，地域不同，内容各异，艺术风格也多种多样。概括而言，其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诗经》从各个方面主要描写了我国西周数百年的社会现实生活，真实、深刻、广泛而多彩，尤其是其中的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直接坦率，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的劳动和生活、喜爱和憎恨、痛苦和希望。这些诗歌，不仅主题和题材广泛多样、真实深刻，同时还以惊人的艺术概括力，把握和揭示出当时社会生活中一些本质矛盾。它们通过对当时生产、劳动、战争、徭役、爱情、婚姻、家庭、祭祀等的描述，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表达了民众的理想和愿望。

    其二，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是后人研究《诗经》时提出来的，也是《诗经》艺术上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所谓“赋”，指的时一种铺陈直叙事物的方法。如《七月》，诗人按季节和物候变化，由春至冬记述了农奴一年的劳动过程，直陈其事。比，就是比喻或比拟，用形象的事物打比方，使被比喻的事物生动形象，真实感人。《诗经》中用比的地方很多，形式也多种多样。有明喻，如“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王风·采葛》）；有暗喻，如“我心非石，不可转也”（《邶风·柏舟》）；有借喻，如“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卫风·氓》）；有博喻，如“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如蛾眉”（《卫风·硕人》）。这些比喻，都能紧扣诗中的情、事、景，十分贴切。兴，就是托物起兴，先用他物起头，然后借以联想，引出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兴句多在一首诗的开头。《诗经》中用兴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起协调韵律的作用，如《秦风·黄鸟》开头的“交交黄鸟，止于棘”；二是起创造意境、烘托气氛的作用，如《秦风·蒹葭》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三是起象征、联想、比拟的作用，如《周南·桃夭》以盛开的艳丽桃花，象征新娘的艳美。需要注意的是，《诗经》中，这三种手法常常结合运用。

    其三，复沓的章法和以四言为主的句式。复沓的章法是《诗经》的一个显著特点。它又叫重章叠句，即各章词句基本相同，只是更换中间的几个字，反复吟唱。其作用在于深化主题，渲染气氛，加深情感，增强音乐性和节奏感。在具体的字词的更换中，或用递增法，或用递减法等，总是曲尽其妙。如《王风·采葛》，全诗三章，只是更换了“葛”、“萧”、“艾”、“月”、“秋”、“岁”六个字，从采摘东西的变化和时间的递增，表现出思念的愈来愈强。从句式看，《诗经》中的诗，90%以上是四言句式，也有一些突破此定格，在整齐中显出参差错落之美。

    其四，丰富、生动、简练、形象的语言。《诗经》大约使用了近三千单字，其中有名词、动词，也有形容词，丰富多采、生动准确地表现了各种事物及其变化特征。如表示动植物的名词有373种，读之可使人博物多识。此外，《诗经》中还用了大量的动词、形容词及双声字、重叠字、叠韵字，写景状物，拟形传声，细致传神，使诗歌富于形象美和音韵美，增强了诗歌语言的艺术魅力。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其丰富的思想、高尚的审美情操和精湛的艺术手法，哺育了历代作家和诗人，影响至为巨大和深远。首先是它开创了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它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创作精神，启发和推动了后世作家密切关注现实、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如“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乐府民歌，以乐府旧题写时事的建安诗歌，倡导“风雅兴寄”的陈子昂的《感遇诗》，即事命篇的杜甫诗歌，以美刺手法因事立题的白居易的“讽喻诗”等等，都是对这种创作精神的直接继承。

    其次，它赋、比、兴的艺术手法为后世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成功的艺术借鉴。其后屈原以香草美人寄情言志、表达爱憎的手法，汉乐府民歌中的寓言拟物诗，阮籍的《咏怀》，郭璞的《游仙》，李白的《古风》，李商隐的《锦瑟》，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以及元曲清戏中的美刺讽喻作品，无不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发展，以至形成了我国文学韵味悠长、含蓄蕴藉的民族特色。至于其赋的手法，对后世文学也有颇深远的影响。赋体文学是由它直接发展而来的。此外，诗歌、词、戏曲、小说中亦有很多作品糅进了赋的手法。

    再次，它确立了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诗经》中的诗歌绝大部分是民歌，朴素清新，生动活泼，和谐自然，给后世文人学习民间文学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从文学史发展的实际看，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常常是先从民间孕育，然后由文人予以加工发展。历代一些有成就的作家，也多是通过向民间文学学习，丰富自己的创作。向民间文学学习，这是我国文学发展历史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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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先秦历史散文

    我国历史散文的产生比说理性的诸子散文要早得多，它的发展与文字、史官的产生、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我国文字和史官产生甚早，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夏代前夕已经产生。当时史官分左史、右史等。一般认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各有所司。至春秋末战国之世，史官地位虽不如前，然各国诸侯看重修史，史官四散在诸侯，史籍大兴，出现了“百国春秋”，体例颇有融合。

    先秦历史散文的发展，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夏到春秋时期，以《尚书》和《春秋》为代表，此期史官分司，言、事不混，如《尚书》记言，《春秋》记事，文字古朴简洁。第二阶段从春秋末到战国初期，代表作是《左传》和《国语》，此时的创作，既记言又记事，言事相融，篇幅加长，内容详赡，记事曲折，写人生动，富于文采。第三阶段是战国中后期，以《战国策》为代表，它采取国别体，吸取《左传》、《国语》的创作技巧并加以发展，使历史散文发展到新的高峰。

    先秦历史散文发展的总趋势是，由简到繁，由质而文，由片断的文辞到较详细生动的记言、记事、写人。从现存先秦的几部重要史籍看，主要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当时文史哲界限不清，人们的思维还带有文明史初期具象思维的诸多特点，因而其历史散文带有极强的文学特色，大都注意将神话、传说渗入史籍，使历史事件故事化；注重描写与人物特征刻划，使历史人物形象化；对事件进行褒贬评价。使记叙记言声情并茂。

    先秦历史散文的体例与艺术，对后世史书、散文、诗歌、小说、戏曲等都有重大影响。

第一节 《尚书》、《春秋》

    《尚书》意即上古之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历史散文总集。先秦称《书》，汉始称《尚书》或《书经》。本是历史文献，后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约在春秋初期结成总集，历春秋、战国而有所增删。据说原有一百篇，秦焚书后，西汉文帝时仅剩伏胜记诵的28篇，计有《虞书》两篇，《夏书》两篇，《商书》五篇，《周书》十九篇，分典、谟、训、诰、誓、命六种文体。因其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故称《今文尚书》。汉武帝时，曲阜孔壁中又发现《古文尚书》，此书到西晋末因战乱丢失。东晋初，豫章内史梅赜所献《古文尚书》，经唐宋明清以来学者考证，实为伪书。今传“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58篇，是今文和伪古文的合编本，其中33篇为今古文所共有，余皆梅赜伪造。

    《尚书》多为古代官方文告，广泛反映了我国氏族社会末期到西周初期的社会面貌及历史概况，展示了当时政治、哲学、宗教、思想、法律、军事、历法等领域的具体实践与经验教训。尤其《周书》所蕴含的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思想，在后世各朝的意识形态领域，一直占有主导地位。

    《尚书》风格简朴质直，往往以当时通行之语直抒命令或意见，但因时代久远，汉唐以来，人们颇感其文章艰深，古奥拙朴，晦涩难懂。不过，有些篇章颇有文学色彩。或整齐有韵，如《洪范》所记九条治国大法的第五条的十二句，音韵和协，颇近诗歌。或以比喻说理，生动形象，深刻透辟，如《盘庚》以死亡的“颠木”比喻旧都，以充满生机的新生“由蘖”比喻新都，形象鲜明又含暗喻与对比：因守旧都只能坐以待毙，迁徙新都则可获得新生。有的篇章记叙人的活动、描绘情节与场面，入理传神，如《金縢》写周成王对周公的误会与释误，曲折有味，颇富传奇性质；《顾命》描写周康王即位大典的场面，宏大肃穆，众多的人物，繁缛的礼节，琳琅满目的陈设，写来头绪清晰，井然有序。不少篇章都能围绕一个意思展开，结构完整，有的题目即反映主旨，如《无逸》，就是周公告诫成王不要贪图安逸的训辞。此外，还应注意的是，《尚书》之文，按夏、商、周的顺序，明显可见其结构和文辞的演进之迹。

    《春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它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下至哀公十四年（前481），以鲁国年号纪年，记事也以鲁国为主，兼及周王室和其他诸侯。所记皆为重大事件，如祭典、盟会、国君嗣立、丧葬、各国间的交往、战争等。其作者大约是鲁国世代相承的史官，孔子曾用它作教材，并有所订改。孟子之后，学者多承其说，认为是孔子所作，实不妥当。

    《春秋》的编订，有总结历史经验、为执政者提供借鉴的目的。它强调天下一统、社会稳定、定名分和周天子的正统地位，反对诸侯僭礼越位与兼并战争。它是一部自成体系的书，按事件顺序记事，条理清晰，结构完整、系统。它的语言简炼含蓄，准确谨严，选词炼句，十分仔细，一字之中常“寓褒贬，别善恶”，被后世尊为具有“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如“践土之盟”，本是晋文公通知周天子参加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而作者记载此事时却写道：“天王狩于河阳。”一个“狩”字，为尊者讳，强调了天子的身份地位，达到了“正名”目的。

    《春秋》对我国古代史学、经学、思想和文学方面都有深远影响。紧承其后，便出现了解释它的“春秋三传”，《左传》主要是补叙其史实的，属古文经，《公羊传》和《谷梁传》主要是阐明其“微言大义”的，属今文经。

第二节 《左传》、《国语》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原名《左氏春秋》，汉人也有称《春秋古文》、《左氏传》的。它绝大部分是在《春秋》经文基础上，进一步补叙其历史事件原委的，全书的体例、思想体系也大体与《春秋》一脉相承。其作者和成书年代，汉人认为是春秋末年的左丘明，现在一般认为是战国初年的史官或熟悉春秋历史的人所著，书中掺有后人附益。

    《左传》是我国现存第一部记事详赡的编年体断代史。其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它系统而具体地记载了春秋列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风俗等重大事件，较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现实。在选择史料、叙述史实和“君子曰”中表露了作者的进步思想倾向。诸如赞美和歌颂明君贤臣及其辉煌业绩；揭露和批判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残暴荒淫行为、列国间的频繁战争；宣扬民本思想、怀疑天道、鬼神的传统观念等，但也有一些宣扬帝王将相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维护宗法制度、等级制度的思想，这是其历史局限。

    《左传》又是一部文学价值很高的历史散文著作。其文学成就，首先体现在善于叙事上。其叙述复杂历史事件，真实生动，委婉周详，头绪清楚，注意伏线、照应，重点突出。其叙事方法，也多种多样，有正叙、顺叙、倒叙、补叙、插叙、陪叙、明叙、带叙等二十余种，奇正变化，神妙难测。如僖公二十三年，写重耳出亡，以重耳活动为中心，精选能突出中心的事件，正叙、侧叙等交叉运用，将受玦、醉谴、观浴、反璧等生活情节穿插其间，写得详略有致，生动活泼。《左传》叙事最突出的是写战争。作者不重战争场面的具体描写，而总是围绕某一主题，侧重写战争的背景、战前准备、双方兵力部署、力量的对比、将帅士兵的活动、战略战术的运用、胜负的原因等与人谋有关的情节来描写，从而使文章矛盾错综复杂，情节跌宕起伏，张弛有致，环环相扣，结构谨严，层次清楚，而又中心突出。如著名的“崤之战”、“城濮之战”、“邲之战”、“长勺之战”等大抵如此。另外，在战事叙写中，作者还善于穿插细节，以烘托气氛，增添波澜，交代重大契机。如“邲之战”写晋军战败逃亡济河争舟的细节即是一例。

    其次，是《左传》的写人艺术。《左传》写到的人物达四千多， 其中有王侯将相，也有学者、说客、宰竖、商贾，甚至倡优、役人、盗贼、侠勇等，写人范围较《尚书》、《春秋》远远扩大。这些人物，容貌、性格较鲜明的不下数百人。对同一类人，作者也多能突出他们的鲜明个性。如子产和晏婴同是开明的政治家，子产果敢明断，晏婴幽默机警。对同一个人，有时注意到其前后性格的发展变化，如晋公子重耳由贪图享受、胸无大志到雄才大略一代霸主的变化。在刻划人物方面，作者也运用了多种多样的方法。或在矛盾冲突中揭示人物心理与性格特征，如崔杼弑君后，晏婴既不同情庄公又不想附和崔杼的处境和复杂心情的描写；或通过补叙情节表现人物性格，如“郑伯克段于鄢”结尾掘地及泉的情节；或以对比手法刻划人物，如晋献公宠妾骊姬谋害太子申生一段，对骊姬阴险毒辣和申生忠孝厚道的描写；或以细节描写深化人物性格，如桓公元年对宋华父督好色的描写。最常见的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表现人物性格，如“曹刿论战”中对曹刿政治远见和足智沉着性格的刻划。

    《左传》的语言，简炼而丰润，含蓄而畅达，曲折尽情，极富表现力。无论叙述语言还是人物语言大都能如此。尤其人物语言中的外交辞令，许多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如屈完对齐侯、展喜犒秦师、烛之武退秦师、王孙满论鼎、吕相绝秦等，或委曲婉转、陈述利害，或辞令激切、语挟风霜，均用辞雅正，曲尽人情，各得其妙。

    《左传》的文学成就及影响，是先秦同时期的其他历史著作无法相比的。其题材、叙事方法、写人艺术和纯熟精美的语言，都为后世史传文学，小说、诗歌、戏剧的创作提供了艺术借鉴，影响甚为深远。

    与《左传》同时的另一部史书是《国语》，它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全书21篇242则，以记言为主，记事为辅，记事上起周穆王征犬戎（约前976），下止韩、赵、魏灭智伯（前453），计有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八部分。旧时称此书为《左氏外传》或《春秋外传》。宋以后多疑之，尚无定论。从内容与风格看，非一人一时之作，可能是战国初期史官汇集西周、春秋列国史官所记编选而成。

    作为历史文献，《国语》对八国的政治、外交、军事等，都有详略不同的记述，通过所记内容，表现了编者对统治者的奢侈暴虐的批判态度，及对“重民”、“忠恕”、“天命”思想和农业生产的推重，同时兼容墨、道、法等诸家思想。

    从文学角度看，《国语》不及《左传》语言含蓄丰润，叙事婉转多姿，风格前后统一。但作为记言为主的史书，它亦自有特色和成就。如风格多样，颇类战国子书；多用社会上层流行的口头语、俗语及政治用语，语言通俗自然，精炼俭省。尤其外交辞令和谏对之辞写来更是精彩纷呈，如著名的《召公谏厉王弭谤》。有些长篇议论文字，说理细密，分析精辟，层次清晰，章法严谨，向来为古文家所称道，如《叔向贺贫》。在人物表现上，《国语》也有突出之处，它已有将人物言行集中在一起，向人物小传过渡的趋势。如记鲁叔孙穆子言行，记晋文公事迹等。同时注意到围绕中心、在矛盾中揭示人物性格及其发展，如对晋范宣子与人争田的记述。个别故事比《左传》的同样事件记载更曲折生动，如“骊姬谮杀太子申生”、“醉谴重耳”。有些场面描写，夸张渲染，气象宏伟，视野开阔，有声有色，先秦散文中较为罕见，如“吴欲与晋战得为盟主”。

第三节 《战国策》

    《战国策》初时又叫《国策》、《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大约是秦汉间人杂采战国各国史官和私人所记存的史料编纂成的一部国别体史书。西汉末刘向加以整理，依国别按时序重新编订，去其重复，得33篇，定名《战国策》。

    《战国策》全书分东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12国策。记事年代，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其基本内容是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及有关谋议或说辞。在对列国统治集团间那些权谋、谲诈、角逐、战争、残杀活动的记述中，揭露和批判了统治者的腐败与残忍，也表现了作者对权谋的推崇。在对诸国频繁的战争、苛重徭役及草菅人命的描述中，反映了下层百姓的苦难。此外，还记载了许多政治开明、坚持正义、反抗强暴的君主、卿相、士人、下吏的事迹，表现了作者的民本思想、贵士倾向及对勇敢、正义和进步意识的歌颂，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公开宣扬追求“势位富贵”的人生观。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长于说辞。其文多为策士游说之辞，这些策士以出谋划策为业，多能剧谈雄辩，善于权衡利弊，根据不同对象的不同身份地位，揣摩其不同个性心理，或投其所好，避其所忌，以情感人，迂回而谏，如“触龙说赵太后”；或以小喻大，由远而近，因情入理，发人深思，如“邹忌讽齐王纳谏”；或策士平视，互相驳难，骋辞竞说，唇枪舌剑，锋芒毕露，气势凌厉，如“鲁仲连义不帝秦”等等。对象不同，说谏有异，风格多变，如苏秦游说六国君主，极力渲染所在国的地理、物产、军事优势，以鼓舞其斗志，促使其联合抗秦；张仪游说山东诸侯，则旨在揭其短，极力铺陈其致命的弱点，故其说辞使六国君主心灰意冷，恐惧压抑，胆战心惊。

    善于写人，是《战国策》艺术上的又一重要特点。它所写人物很多，上至国君，下至平民百姓，总计有六百余人，涉及面超过先秦任何史籍。其表现的人物以谋臣策士为主，刻划非常成功，或表现血气方刚，或表现老谋深算，或表现奇异常人，或表现重恩怨报施等，都形象生动，个性鲜明，符合人物的生活经历。其刻划人物的突出特点是，善于把写人叙事紧密有机地结合起来。或以人物性格发展为中心，组织情节，安排结构，写出人物系列完整的生动事迹，如“齐人有冯谖者”刻划高傲而有智谋的冯谖；或以事件为中心，穿插人物，推动情节，在完整的事件发展叙述中，表现人物的形象和性格，如“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写燕丹养士谋刺秦王一事。其刻划人物的手法也灵活多样，有时以语言谈吐，有时用动作行事，有时放在复杂矛盾纠葛中，有时在具体的场面描写中，有时通过对比、映衬，有时通过心理自白，灵活多变，运笔神妙。而大多人物，作者是运用综合手法来刻划的。

    善于运用丰富多彩的修辞手段和寓言故事是《战国策》文学成就第三个方面的表现。《国策》文章，熟练运用了大量的排比、对偶、比喻、铺陈、夸张等修辞手法，从而使其文辞彩绚烂，声调铿锵，感情充沛，富于气势，活泼生动，委婉入情。最值得注意的是铺陈和夸张，它们在《国策》中用的经常而普遍，如苏秦、张仪等人游说诸侯，述其地理，都爱铺陈东、西、南、北，山河湖海；追溯历史，总是称言三王五霸，从古到今；谈政治，动辄君臣内外，法术权势；论军事，往往攻守进退，固险扼塞，中间常常结合一连串夸张形容，将各种情势强调到极致。这类写法，直接影响了汉赋及汉代政论文。至于《国策》中的寓言，亦丰富多彩，或为动物寓言，或为社会寓言，或为历史寓言，如“狐假虎威”（《楚策一》）、“画蛇添足”（《齐策三》）、“惊弓之鸟”（《楚策四》）等，写来生动形象，言短意长，文学性极强。

    总之，《战国策》兼有《左传》、《国语》的叙事、记言之长，同时“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叙事“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章学诚《文史通义》）。它是先秦历史散文发展的高峰，直接孕育了汉代的史传文学、赋及论文散文，对唐宋以降的古文等创作亦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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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先秦诸子散文

    春秋之末，王权衰落，诸侯崛起，天下纷争。与之相应，官失其守，礼崩乐坏，士阶层蔚然勃兴，私学兴起，私家著述相继出现。到战国时，百家争鸣，诸子横议，著书立说，蔚为风尚。据《汉书·艺文志》载，当时主要诸子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小说家十家。先秦诸子指的就是这一时期诸子百家阐述各自对自然对社会不同观点和主张的哲理性著作。

    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春秋末、战国初为第一阶段，代表作有《论语》、《墨子》，文章多为语录体，或为简明的议论短章。战国中期为第二阶段，代表作是《孟子》、《庄子》，文章逐渐由语录体发展为对话式论辩文与专题论文。战国后期为第三个阶段，《荀子》、《韩非子》是其代表作，其文章基本上都是宏篇巨制的专题论文，完善了论说文的体制。

    先秦诸子具有鲜明的特点。思想上，它们都坚持独立思考，各抒己见，放言无惮。如孔子提倡仁义礼乐，墨子主张兼爱尚贤，庄子主张自然无为，韩非子则大倡法术势。与之相应，文风上也各具个性和风格。如《论语》简括平易、迂徐含蓄，《墨子》质朴明快、善于类推，《孟子》气势恢宏、辞锋雄辩，《庄子》汪洋恣肆、文思奇幻，《荀子》浑厚缜密、比喻繁富，《韩非子》严峻峭拔、论辩透辟。语言上，它们都善用比兴，深于取象。如《庄子》“寓言十九”，引物连类，取象之深厚，为诸子之最。在文体发展上，先秦诸子散文首先确立了论说文的体制。从语录体的有观点无论证，到论点明确、论据充分、逻辑严密、结构完整的专题论说文，显示了我国论说文发展的大致风貌。此外，先秦诸子散文中一些故事叙述，颇类小说，为后世的叙事文学提供了营养。

    先秦诸子散文，在思想和创作上，对我国几千年来的政治制度、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等都产生了极为深远影响。

第一节 《论语》、《墨子》

    《论语》是孔门后学记录孔子及其门人、时人言行的语录体著作，约成书于战国初年，内容涉及哲学、政治、时事、教育、文学等诸多方面，是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今存二十篇，主要记载了孔子言行。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人，儒家鼻祖，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也是我国第一个开办私学教育的人。他自幼好学执礼，青年从政，仕途不显，后聚徒讲学。堕三都失败后，周游列国。晚年返鲁，讲学著述，整理典籍。相传《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古籍都经他整理。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与“礼”。在教学上，他主张“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创行了许多宝贵的教学方法。

    《论语》的文学价值首先表现在它对孔子及其门人弟子等性格形象的塑造上。其塑造绝大部分并非有意。不过，也正因于此，反倒更真实地反映了说话人原始的性格和风貌。如孔子的思想深沉、举止端方、平易温和及愤怒状、狼狈态，子路的直率、鲁莽、刚烈，颜渊的沉默寡言、安贫乐道及敏而好学等等。也有少数篇章较长，经过作者的加工来表现人物性格形象，如《侍坐》，它通过孔子问志、学生言志、孔子评志，将孔子的和蔼平易、子路的坦直、自信而鲁莽、冉求的怯懦谨慎、公西华的察言观色、外谨内恃、曾皙的恬淡洒脱的思想性格，都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出来。其次，《论语》言简意赅，朴素生动，富有哲理和情感色彩，形成一种平易雅正、隽永含蓄地语言风格。有不少警句成为后人生活、学习、工作的座右铭。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等等。另外，作为语录体，《论语》旨在记言，多用口语，通俗浅显。但孔子强调“文质彬彬”，故师徒问语答言皆有物有文，虽润色而似出自然。

    《墨子》是墨子后学整理先师的言论、笔记而成，小部分是墨子自著，大部分是后学的整理或发挥。原书71篇，现存53篇。

    墨子（前480？——前420？），名翟，鲁国人，一说宋国人。手工业者出身，曾做过宋国大夫。其学与儒学对立，同为当时显学。所创墨者集团，既是学术团体，又是生活刻苦、纪律严明的政治团体。他提倡“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非命”等。其思想反映了当时中下阶层的愿望。

    《墨子》反对文采，讲究逻辑性，提出了著名的“三表法”，强调为文立论要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察百姓人民之利”。因而，全书文章风格质朴，较少文采，而逻辑性强，善用归纳法和类比法说理，理论联系实际，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其文章的基本结构，大体是先提出问题，然后加以分析，最后作简括总结。文有标题，论点明确，论证充分。如《兼爱》上篇就是这样结构完整、层次清楚的论说文。对墨子形象的表现，是《墨子》较具文学性的一面。《公输》、《鲁问》、《耕柱》等篇在记载墨子言行时，也将他“摩顶放踵”、热心救世的形象展现给了读者，生动感人。此外，《墨子》中大量的排比、对偶、比喻等修辞设法，也使其文朗朗上口，有一定的文学性。

第二节 《孟子》、《庄子》

    《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体散文，由孟子和其弟子万章等合著。全书七篇，每篇分上下。

    孟子是孔子之孙子思的再传弟子，是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曾仕齐为卿，游说滕、鲁，晚年退归邹，授徒讲学，著书立说。他主张“王道”、“仁政”，反对不义战争和横征暴敛；提倡“民贵君轻”，以民为本。他又倡言“性善”，重视个人后天的道德修养。

    《孟子》的文学价值，首先表现在它再现了孟子作为儒家学者济世救民的形象和他作为普通人刚直而富于情感的个性特点。他藐视帝王，有时近于狷介；鄙夷奸佞，有时近乎偏狭；争论文艺，有时近于偏颇；待人诚恳率直，有时近于天真。

    《孟子》文章雄辩，充满论战性质，但又注意论辩技巧，刚柔相济。或根据不同对象，掌握对方心理，妙设机巧，引人入彀，层层紧逼，步步追问，势不可当。如“齐桓晋文之事”，孟子巧妙避开齐宣王想了解“霸道”的心理，并逐步将话题转到“王道”上来，就近取喻，肯定齐王有“仁心”，可以“王天下”，以引起他对“王道”的兴趣，然后才正面阐述自己的“王道”主张。或欲擒故纵，诱敌深入，让对方摆出论点，树起批驳的靶子，然后因势利导，层层推进，使对方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如“有为神农之言许行”章（《滕文公上》），批驳许行“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主张即是如此。或用比喻和寓言说理，形象生动，引人入胜。如“鱼我所欲也”（《告子上》）以“舍鱼而取熊掌”比喻“舍生而取义”的道理。

    语言上，《孟子》不仅词彩华赡，痛快流利，而且感情强烈，气势磅礴，富于鼓动性。不少词语如“明察秋毫”、“水深火热”、“出尔反尔”、“出类拔萃”、“心悦诚服”、“一暴十寒”等等，都成为成语，至今流传。

    《庄子》是庄子及其门人后学的著作。原有52篇，现存33篇，分为内篇7，外篇15篇，杂篇11篇。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自著，外、杂篇出于其门人、后学之手。

    庄子是战国中期道家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曾为蒙漆园令，遍游楚、魏、赵、齐、鲁等国。家境贫寒，而又轻视官禄。熟悉各家学说，最服膺老子。他激烈批判现实的黑暗，非儒、墨及礼乐仁义。主张清静无为，顺应自然；提倡齐万物、一死生，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宣扬不谴是非、与世俗处。其思想对后世产生过深刻影响。

    《庄子》在诸子散文中艺术成就最高。首先，它善于通过形象的比喻和情节性强的寓言故事说理，将文学与哲理熔为一炉，使深邃的哲理形象生动，充满情趣。如《逍遥游》为说明作者追求“无所待”的绝对自由的思想，全文用了大鹏、学鸠、蜩、斥鴳、朝菌、冥灵等众多形象，或大或小、或高或低、或大年或小年等活动及现象的皆“有所待”比喻在物质世界里没有绝对自由，然后才得出自己的正面意见。至于以寓言说理，更是突出。《庄子》自言寓言占十分之九，现在统计有180余则。这些寓言想象丰富，生动形象，增强了文章的浪漫色彩和说服力、感染力。如“触蛮之争”（《则阳》），借触、蛮争夺蜗角，嘲笑了诸侯间争夺土地的战争，及其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灾难；“庖丁解牛”（《养生主》），以解牛为喻，说明了养生的道理。

    其次，《庄子》想象丰富，构思奇特，选象组象，大胆夸张，波诡云谲，意境雄阔，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如“任公子钓鱼”（《外物》），“五十犗（健牛）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鱼吞钩后，奋鬐抗争，“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惊心动魄，气象万千。所钓之鱼，竟能供大半个中国的人饱餐不尽。《逍遥游》中的大鹏展翅图景写来尤为雄阔。它由“不知其几千里”大的鲲鱼变化而成，振翅而飞，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其境之壮，其思之奇，前所未有。

    再次，《庄子》的语言，在诸子中成就也最高。不仅嘻笑怒骂，激情澎湃，气势磅礴，而且语汇丰富，造语新词，如“逍遥”、“浑沌”、“造化”、“志怪”、“小说”、“寓言”、“运斤成风”、“游刃有余”、“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等等，至今还广为运用。            

    《庄子》的思想与艺术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在诸子中也极为突出。郭沫若认为“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在他的影响之下。”（《庄子与鲁迅》）

第三节 《荀子》、《韩非子》

    《荀子》是荀况及其门徒所作，今本32篇，大部分为荀子自著，小部分出于他的门徒。

    荀子是与孟子齐名的儒学大师，其学说以孔子儒学为基础，批判性地吸取诸家之说，最大特征是以礼客法。他反对天命迷信，强调天人相分和“制天命而用之”。反对性善说，提倡性恶说，由此特别强调后天教育、环境影响及个人努力。他弟子中著名的有韩非、李斯。

    《荀子》文章主要是长篇专题性论说文，这些论文大都善于围绕题目或一定的中心，以类比、引证、比喻、排偶反复说理，层层展开论述，结构绵密严谨，说理透辟，发挥尽致，风格沉着深厚，语言朴素简洁而词彩缤纷，句法整练而富于气势。如《劝学篇》是一篇劝人学习的专论，旁征博引、生动详尽地阐明了学习的重要性，以及学习的态度、途径和方法，结构严谨，说理透彻。尤其论述学习态度一段，一连用了九个比喻，从正反两方面反复论述学习贵在专心致志，想象丰富，形象生动。同时，这些比喻又重迭排列，整齐而流畅，气势充沛，音节铿锵。

    《荀子》又有《成相》、佹诗和《赋篇》，属文学范畴。《成相》是用楚地民歌形式宣传政治主张的作品，为韵文。《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首小赋和所附“佹诗”二首。五赋以四言韵语为主，间杂散文，很象谜语，乃战国“隐书”一体，开了后世咏物赋及说理赋的先河。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创作的一部政治哲学文集，今存55篇，少数篇章为后人窜入。其中多为说理文，逻辑严密，分析透彻，条理分明，深刻明切，辞锋犀利，风格峻峭。如《五蠹》以洋洋洒洒近七千言的篇幅，指责五蠹之民对国家的危害，这是先秦论说文的进一步发展。另外，善于分析类比、归纳总结，善于用历史故事和寓言故事阐明事理，也是《韩非子》的突出特点。《韩非子》有寓言故事三百多个，其中以《说林》上下、内外《储说》最集中。这些寓言，大多生动形象，合意深刻，发人深思，同时情节生动幽默，有较浓的文学色彩，如“守株待兔”（《五蠹》）、“郑人买履”、“买椟还珠”（《外储说左上》）、“自相矛盾”（《难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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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屈原与《楚辞》

    《诗经》之后三百余年，中国古典诗歌大抵处于消歇状态，至战国后期，一种“奇文”由楚国挺拔而起，那便是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它是屈原在深厚的楚文化基础上，并吸收中原文化的营养开创的一种新诗体。它以其美妙的歌声、突发的异彩，使沉寂已久的诗坛重新活跃起来，开创了我国诗歌史上第二个重要时期。它的出现，表明我国古典诗歌实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双峰并峙的发展道路，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由简短的抒情短章向叙事抒情长篇的发展，也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由集体创作向个人创作的转变的基本完成。

第一节 《楚辞》的含义、渊源及特点

    “楚辞”的名称，始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其本义是指楚地的言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今存最早的注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

    “楚辞”具有鲜明的特点。它采用楚国方言，运用楚地声调，记载的是楚国的地理，描写的是楚国的风物，因而富有楚国的地方特色。它构思奇特，想象丰富，善于运用比喻、夸张等手法和神话故事，表现思想感情，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句子参差不齐，形式活泼自由，多用“兮”字，语句曼长流利，灵活多变，有停顿、有延伸，委婉而多情致。比起《诗经》更富有表现力，既能曲尽缠绵宛转之情，又增强了抑扬顿挫的音乐美，更富有文彩。

    《楚辞》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楚民族在殷商时代已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楚国的强大、兼并战争的日益加剧和列国间交往聘问之事的增多，它进一步吸收了中原文化，儒、法、墨、名、阴阳等思想及经典都传入楚国并产生影响。屈原曾多次使齐，身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如他诗歌中的“举贤授能”、“修明法度”的思想和大量的比兴手法，就是直接继承和发扬了儒法思想与《诗经》的传统。但对《楚辞》产生最直接影响的还是楚文化。首先是楚地民歌。楚地民歌渊源甚古，《诗经》里的“二南”中已有一些带有楚地风物和语言特点的民歌。之后，春秋末有《越人歌》（《说苑》）、《接舆歌》（《论语》），战国时有《孺子歌》（《孟子》）。这些楚地民歌，句子参差灵活，多用“兮”字来加强节奏、舒缓语气，有的还用了兴句和双关语，已开楚辞体格。其次，巫风文化的熏陶。楚国一直盛行着殷商时代一种迷信色彩浓厚的巫风文化，在郢都以南的沅、湘之间，老百姓有崇信鬼神的风俗，喜欢举行祭祀活动。祭祀时要奏乐、歌唱、跳舞以娱神。这种巫术风俗的熏陶，培养了人们丰富的幻想力，滋长着美丽的歌辞和舞蹈，给楚辞提供了养料。其他如楚国的地理风物、方言声调等也给《楚辞》提供了直接营养。

第二节 屈原的生平、思想及创作

    屈原（前343？----前278？），名平，字原，又名正则，字灵均。战国后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县）人，楚王宗室。他少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卓越的才能和丰富的政治历史、天文地理、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知识。年青时，曾任楚怀王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很受赏识重用。后怀王听信上官大夫靳尚等人的谗言，疏远了他，让他做三闾大夫，失去了政治地位。怀王在被秦国欺骗下，与齐国断交，兵败失地之后，一度又起用他，派他使齐修好。怀王24年，再次背齐合秦，不久把屈原流放到汉北。楚国因此先被“合纵”联盟攻击，又被秦国夹击，再次丧失国土。这种情况下，屈原再次被召回，在他的努力下齐楚联盟恢复。怀王死后，顷襄王即位，屈原被流放到江南。流亡中，他“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却仍然心系祖国安危，哀叹民生多艰，写下了大量的诗篇。顷襄王21年（前278）秦兵攻破郢都，屈原感到楚国已不可收拾，悲愤地投汨罗江殉国。

    屈原通晓诸子百家，对儒、法等家思想都有所吸收。他讲仁义、言民本、颂德政，崇尚尧、舜、禹、汤、文、武等古圣先王，同情和关心百姓疾苦。他追求“法度”、“绳墨”，称道秦穆、齐桓，主张选贤任能，要求变法治国。他一生始终以国家兴亡为念，有着强烈的爱国爱民的思想感情。在政治斗争中，他不屈不挠，坚持追求“美政”理想，代表着历史的发展与进步。

    屈原的作品，据王逸《楚辞章句》，有二十五篇，即《离骚》、《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天问》、《远游》、《卜居》、《渔父》，与《汉书·艺文志》所载篇数相同。现代学者多认为《远游》、《卜居》、《渔父》不是屈原之作。

第三节 《离骚》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为我国古代最长的政治抒情诗。它作于诗人放逐汉北时，是他充满爱国激情的抒忧发愤之作。全诗分三部分：（一）从开头至“岂余心之可惩”，抒写诗人的身世抱负、忠而被疏的痛苦心情和坚持理想、九死不悔的斗争精神，着重对往事的追溯；（二）从“女嬃之婵媛兮”至“余焉能忍与此终古”，以女嬃詈原、陈辞于舜、上叩帝阍、历访神妃的情节，来表现诗人理想破灭的苦闷和不懈追求美政理想的执着，着重于幻想的驰骋；（三）从“索藑茅以筳篿兮”到结尾，在现实与幻想的结合中，以问卜灵氛、决疑巫咸、决计远行、神游西天的情节，展示诗人去留的复杂矛盾心理。全诗的思想内容主要有三点：一是表达了诗人政治革新的要求和对“举贤授能”、“修明法度”的美政理想的追求；二是表达了诗人热爱国家关心民生疾苦的强烈爱国激情；三是展示了诗人坚持正义、反对奸邪的高尚情操和九死未悔的斗争精神。

    《离骚》的艺术成就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成功地塑造了抒情主人公屈原的自我形象。他情操高尚，品德美好，从不同流合污；他抱负远大，理想崇高，为实现理想百折不挠，上下求索；他热爱故国，心系国家兴亡，矢志为国献身。其峻洁高尚的人格，可与日月争辉。

    其二，继承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将喻体和本体水乳交融，创造出了优美、奇丽、新颖、灿烂的艺术境界，甚至出现了由一系列艺术形象和艺术境界组成的象征体系。如“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近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诗人以小见大，以近托远，表达强烈的爱憎感情，使人透过形象联想到真善美和假丑恶的社会生活内容。这不但使诗篇文采斑斓，而且创造出一种寄托幽远、耐人寻味的意境，开拓了以香草美人寄情言志的新诗境。

    其三，大量运用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想象丰富，构思奇特，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特色。如诗的二、三部分写诗人南访重华，饮马咸池，上叩帝阍，下求佚女，朝发天津，夕至西极，驰太空，游仙境。诗人极力驰骋想象，创造出了一个丰富新奇的世界。

    其四，浓郁的楚国地方色彩。《离骚》中大量运用了楚国的地名、物称、方言、口语等，使全诗具有鲜明的地方和民族特色。

    其五，创造出了新的诗体形式。《离骚》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格式，汲取南地楚歌的韵调和句式，采用散文化的长句，以六言为主，长短相间，灵活多变，创造出一种比较自由灵活的新诗体，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力。在结构形式上，它把《诗经》整齐短小的体制扩大为长篇巨制，幻想与现实交织，抒情与叙事结合，大气磅礴，完美生动地反映了丰富复杂地社会生活。

第四节 《九歌》、《九章》及其它作品

    《九歌》创作于楚怀王时，是屈原在楚国民间流行的祭祀乐歌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一组祭歌，共十一篇。它所祭之神，分天神、地祗、人鬼三类。天神有东皇太一、太阳神东君、云神云中君、寿命神大司命、宰嗣神小司命。有关的五首歌词，多表现对天神的敬仰和赞颂，写得庄严肃穆。地祗有湘水的配偶神湘君和湘夫人、河神河伯、山神山鬼，有关的四首诗歌全是恋歌，借对神的恋爱生活的描写，表现人类对纯洁爱情的赞颂，大都清新凄艳，幽渺情深。写人鬼的只有《国殇》一篇，它不同于其它诸篇的情调和风格，而是取材于秦楚战争，是对卫国战争中牺牲将士的热烈礼赞。全诗激昂悲壮，刚健质朴具有强烈的感召鼓舞力量。

    《九歌》经屈原加工后，艺术上有了很大提高。首先，它吸取民歌的浪漫精神，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诗人通过丰富奇特的想象，创造了一系列生动鲜明的神灵形象和美妙神奇境界。这些神灵，多来自神话世界，兼有神和人的双重特点。他们住贝宫，居幽篁，乘云龙，驾鸾凤，居处不与人同，但他们或哀怨缠绵，或威严冷酷，或温柔妩媚，或痴情寂寞的感情则与人同。其次，在塑造艺术形象时，《九歌》善于把心理刻划和环境气氛描写和谐统一起来，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如写山鬼久候情人不至一段，诗人把女神的烦乱痛苦心境与凄风苦雨的环境交融相衬，真切地表现出了她对爱情的缱绻缠绵。另外，《九歌》语言清新秀媚，情韵悠远，既自然优美，又绚烂多彩。

    《九章》是一组组诗，共九首。它非一时一地之作，一般认为，《橘颂》是屈原青年时期的作品，《惜诵》作于被谗而尚未放逐时，《抽思》作于放逐汉北时，其它六首是放逐江南后所作。《橘颂》通过对橘的特质和形象的拟人化的象征描写与赞颂，寄托了诗人秉德无私、横而不流的崇高志节，开了后代咏物言志诗赋的先河。全诗情调激昂乐观，无失意之悲愤，又基本是四言，“兮”字在句尾，显非屈原后期之作。《抽思》、《哀郢》，是倾诉对郢都的怀念和忧国忧民的感情的。后者写于顷襄王21年秦将白起攻陷郢都后，忧思之情比《抽思》更深切、更沉痛。《涉江》、《悲回风》、《怀沙》，写诗人艰辛悲苦的流放生活中，因谗见斥的愁苦心情和死不变节的志向的。尤其是《涉江》中对他流放路线的记述，具有重要的传记史料价值。整体看，《九章》是一组政治色彩浓重、感情充沛的抒情诗，它的大部分篇章是屈原斗争经历的纪实。诸诗在写法上，多直抒怀抱，写实多于幻想，注意通过细致入微的心理刻划反映诗人的爱国思想和高尚情操。语言华美生动，感情激烈奔放，结构跌宕有致，情景交融。

    屈原比较重要的作品还有《天问》。《天问》是仅次于《离骚》的第二长篇，计370余句，1500多字。它以反诘的形式，一连提出170多个问题，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神话传说、古史传闻、社会政治、个人生活等，表现出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和广博的知识，表现了诗人大胆怀疑、敢于批判旧观念和勇于探索真理的精神。全诗以四言为主，颇类《诗经》，又四句一节，通篇用反诘，故能严整中见灵活，参差错落，圆转活脱，无板滞之感，被认为是千古奇文。

第五节 屈原的地位和影响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也是世界文化名人。他是我国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开创者，他的诗歌标志着我国诗歌创作由民间集体创作向作家个人独立创作的新时代的真正到来。他在楚地民歌的基础上创造了骚体诗这一新诗体，并写出光照日月的名篇《离骚》，从而在我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化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屈原强烈的爱国思想、高洁的品格和为追求理想而九死不悔的执着精神，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千百年来，在反抗强暴、伸张正义、维护祖国尊严和利益的斗争中，人们总以屈原为榜样，从他的为人、品格中获得鼓舞和进取的力量。他的精神品格熔铸成的动人魂魄的诗篇，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进步的作家。贾谊、司马迁、李白、杜甫、文天祥、龚自珍、鲁迅等人，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鞭挞，对民生疾苦的关注，无不是屈原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屈原诗歌的艺术成就影响也很大，他开创的重幻想的浪漫传统，丰富了我国文学的艺术表现力。《离骚》问世以后，“风”、“骚”并称，被视为我国古典诗歌的典范和论诗的最高准则。他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使之与主体融合，情景交融，形成一系列独立的意象，在诗中起着象征、寄寓的作用。这种“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表现手法，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古代诗歌的创作水平，为后世作家广泛继承。楚辞参差的句式，冲破了《诗经》的四言格式，为五、七言诗的创制铺平了道路。他创造的楚辞体这一文学样式还直接催生了赋这一新的文学体裁。宋玉便是这一体裁较早的开拓者之一。

    宋玉，生卒年不详，战国末期楚国人。出身寒微，曾做过大夫，后遭谗去官，郁郁不得志。思想和创作都受屈原的影响，以辞赋著称，《汉书·艺文志》说“宋玉赋十六篇”。对其作品的真伪多有争议。《九辩》为其代表作，是模仿《离骚》所作的一篇优秀的政治抒情诗。诗借悲秋伤时，主要抒发了“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悲叹，同时忧时感事，揭露了世道的衰败浑浊，表现了诗人忠君忧国的情怀。善于写景，情景交融，是此诗突出的艺术特色。它对秋景的出色描写，被后人称为“宋玉悲秋”。《风赋》既是一篇咏物赋，又是一篇寓言赋。作者把风分成“大王之风”与“庶人之风”，借以揭示当时统治阶级与普通百姓的对立，艺术构思极富特色。整散句式，长短交错，间以用韵，并多动词，对风的飘举回环进行具体描绘，曲尽其态，很有文彩。《风赋》、《高唐》、《神女》等篇，是楚辞转化为散体大赋的承前启后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