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 说

    秦汉文学指的是秦统一中国（前221）到东汉末汉献帝建安元年（196）的文学。这是中国文学的形成时期，也是中国文学初步开始自觉的时期。

    秦代虽然统一中国、推行郡县制、统一法律、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因其国祚甚短（仅15年），加之以法家思想治国，以吏为师，焚书坑儒，实行严酷的文化专制和愚民政策，因而在文化文学上成就甚微。传世的作品仅有极少数的诏令奏疏法律文书及刻石文等，尽管也有各自的风格特点，然总体上内容狭窄，无甚文采，较有成就的作家不过李斯一人。

    汉代是中国的封建盛世。汉初统治者以黄老思想治国，思想活跃，文化呈多元综合形态，文人用世之情高涨。武帝时汉帝国出现了空前繁荣景象。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外儒内法为实际统治思想。文化上，广开献书之路；制礼作乐，扩大乐府机关，搜集民歌；提倡辞赋，广揽文士。文士激情荡漾，视野开阔，心括宇宙。昭、宣之世，史称“中兴”，然终趋衰败。成帝、哀帝，荒淫昏庸。王莽托古改制，欲挽倾颓，但已无济于事。此时古文学派兴起，文学上亦呈现出一股复古之风。东汉初建，刘秀重建封建集权思想，大力提倡谶纬，文化学术深受其影响。东汉中后期，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党祸大兴，豪强兼并，政治黑暗，文士的政治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同时，清议风气形成，儒家思想衰微，老庄思想抬头，文士在矛盾痛苦的思想挣扎中，转向注重表现个人的生活和情志，抒情文学得以复苏。

    汉代文学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从文体看，汉代文学主要有赋、散文和诗歌。赋是汉代最盛行的文体，分骚赋、大赋和小赋。汉初以骚赋创作为主，武帝到东汉中期为大赋的鼎盛期，东汉中期以后，小赋勃兴。汉赋以大赋最为代表，其创作模式和手法，对后世文学产生过较大影响。汉代散文主要有论说散文和史传散文。前者是由先秦诸子发展来的，以汉初最发达，以后各期也各有发展，但总体上成就不及汉初。后者主要是在先秦历史散文基础上发展来的，出现了《史记》、《汉书》这样的巨著，尤其是《史记》，开创了史传文学的先河，其叙事写人，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在史学和文学史上都有崇高的地位。汉诗包括乐府民歌和文人诗，乐府民歌成就较高，它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以叙事为主，多用比兴铺陈，善于用人物的语言和行动表现人物性格，朴素自然，对当时和后世诗歌创作均有深远影响。文人诗以文人五言诗成就最高，它是在民间五言歌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东汉才有完整的作品，《古诗十九首》是其成熟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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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论说散文及辞赋

    在秦汉文学中，论说散文和辞赋的创作成就是比较突出的。论说散文的创作，由秦至汉末，始终未断，而且不同的时期各有其适应现实的特点，出现了不少对当时及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大家及名作，如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过秦论》、《治安策》、淮南君臣的《淮南子》、王充的《论衡》等。辞赋是战国末由楚国兴起的一种新文体，终秦汉两朝创作愈来愈盛，秦代以杂赋创作为主，汉代则因时适变，出现了骚体赋、大赋和抒情、咏物小赋等多种类型，创作辞赋，蔚为风气，从而使其成为了一代文学的代表，名家名作辈出，不仅开启了中国文学自觉的先声，并且对后代辞赋和其它文学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第一节 论说散文

    秦汉论说散文是继先秦诸子散文发展而来的。秦代作家仅李斯一人，汉代论说散文进入持续发展阶段。综观汉代论说散文的发展，大体可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高祖建汉到汉武帝即位前。此时文化环境相对轻松自由，文士自信心强，责任感大，又有创作时间，故而他们为文形式多样，或为奏、议，或为策、疏等，内容充实，多发政见，或指陈时弊，或总结秦亡教训，或劝告诸侯不要谋反。一般还都有战国纵横家余风，畅所欲言，铺陈壮大，感情充沛，气势逼人。重要作家有贾谊、晁错、邹阳、枚乘等，而以贾谊最为代表。第二阶段从汉武帝到元、成之世。此期，中央集权加强，儒术独尊，文士为文，大都依经立义，讲说灾异，论证君权神授、专制合理，征引繁复，文气迟缓，思想禁锢，少有个性，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天人三策》及刘向的《谏营起昌陵疏》是其中较有代表的作品。也有一些直陈时事、不傍经典的政论文，如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难蜀父老》、桓宽的《盐铁论》等是其著名的作品。此外，淮南王刘安君臣的《淮南子》不同于众，别具一格。第三阶段从成、哀之世到东汉中期。此期汉帝国由盛而衰，又由衰而兴，今文经学走向极端，被不少文士怀疑、批判，古今经学随之兴起。与之相应，此期论说散文大都明白晓畅、不傍经典。刘歆的《让太常博士书》、扬雄《自叙书传》、桓谭《新论》、王充《论衡》是其代表作。第四阶段是东汉后期。其时，朝政腐败，民生凋敝，社会危机严重，朝野清议之风兴起，清议之文亦随之出现。此期论说散文多发愤之作，指切时弊，不但富于激情，颇有气势，而且骈散相间，注意文采。王符《潜夫论》、崔寔《政论》、仲长统《昌言》是其代表著作。其中成就最高的是仲长统。以下择要加以介绍：

一、李斯

    李斯是秦时最有成就的文学家，其散文以《谏逐客书》为代表。

    《谏逐客书》又名《上秦王书》，写于秦王政十年（前237）。文章开门见山，提出中心论点：“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以下作者紧紧抓住秦王心理，从“跨海内、制诸侯”的远大政治目标出发，说明用客之利、逐客之害，批驳逐客的错误主张。文章首先铺陈秦国历史上四位著名国君重用客卿使秦富强的史实，说明任用客卿于秦有利。接着，铺陈秦王为满足生活享受而对异国色乐珠玉唯美是用的事实，以小喻大，说明为实现统一天下的远大目标，对于比色乐珠玉宝贵得多的客卿更应唯贤是用。最后，指出逐客之害。文章末尾，对上述三层内容加以概括。全文铺陈排比，比喻形象生动，气势充沛，音韵铿锵，文采斐然，颇句纵横家说辞的特色，难怪秦王政看后改变了逐客主张。秦朝建立后，他写了一些歌功颂德的刻石文，具有法家辞气，清峻峭悍，质朴浑壮，铺张尽致，对后世的碑志文颇有影响。

二、贾谊

    贾谊是汉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其文学成就主要在辞赋和政论散文方面。其赋今存5篇，皆骚体。代表作是《吊屈原赋》和《鵩鸟赋》。

    贾谊的论说散文以《过秦论》最著名，最富文学色彩。它分上、中、下三篇，基本内容是指斥秦始皇、秦二世和子婴的过失，分析秦灭亡之因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上篇总论秦攻取天下的形势及其灭亡的原因，中篇具体剖析秦统一后政策上的错误和秦二世仍奉行高诈力错误政策，下篇指陈农民起义爆发，子婴无救亡扶倾才力。文章围绕中心论点，使用铺陈描写和对照手法，将秦自孝公以来的逐渐强大过程，特别是秦始皇时的显赫声势作了极力铺张和渲染，然后笔锋陡转，极写陈涉领导的义军力量之小，而响应者之多，终于推翻秦朝。文中又多设伏笔和照应，多用排比、对偶和比喻，逻辑严密，结构严谨，雄辩滔滔，感情充沛，气势磅礴，文辞富丽，既有纵横家的余风，又有汉代散文句式趋向骈偶的文辞之美的新特点。此文对后世论说文影响甚为巨大。鲁迅誉之为“西汉鸿文”。

    此外，贾谊的《陈政事疏》和《论积贮疏》也是两篇极为优秀的论说散文，言辞激切，感情充沛，颇为感人。《陈政事疏》又名《治安策》，被誉为“万言书之祖”。

    贾谊之外，晁错的《论贵贮疏》、邹阳和枚乘的两篇《上书谏吴王》，也是汉初论说文中历来为人传诵的名篇。

三、刘安君臣

    刘安君臣是汉代散文发展的第二阶段中不同于今文经学的代表作家。刘安（前179——前122），武帝叔父，袭父封为淮南王。后阴谋叛乱，事泄自杀。他博学能文，娴于辞赋。又好养士，尝召致宾客术士数千人，在江淮间形成一个学术集团。他曾与门客集体编著《内书》、《外书》及《中篇》，今存《内书》二十一篇，也称《淮南鸿烈》，《淮南子》，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系统论说散文集。此书约完成于武帝即位初，建元二年（前139年，武帝即位的第二年）献呈武帝。其编撰的目的，据《要略》讲，是要总结古今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探寻天道、人事的规律，以备帝王之道。全书以道家思想为主，兼采先秦诸家，属于杂家。它是汉代学者对古代文化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汇集和综合，与武帝时代的文化一统精神是一致的。因为其思想不囿于一家，各篇又成于众手，所以文风也不拘一格，有的奇瑰如《离骚》，有的恣放似《庄》、《列》，有的议论象《吕氏春秋》等等，不一而足。               

四、王充

    王充（27年——101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出身细族孤门。家境贫寒。曾受业太学，师班彪，博通众流百家之学。作过下层官吏，晚年家居著书。所著《论衡》八十五篇，今存。全书融贯百家之说，充满唯物思想，以“疾虚妄”和“征实”为指归，对包括孔子在内的古圣先贤之说、神话传说，以及汉代流行的天人感应、灾异祥瑞、河洛伪书、谶讳迷信、经文学风、俗儒人格等都进行了激烈批判。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的文学批评。由疾虚征实精神出发，王充对当时以辞赋为主的文学“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作了尖锐批判，这在《艺增》、《超奇》、《佚文》、《案书》、《对作》等篇中均有表露。他论文，首重文章的社会教化作用，要求文人要负起“劝善惩恶”、“匡济薄俗”的任务，不能只为“调墨弄笔”、“美丽之观”（《佚文》）。由此出发，他主张文章形式要服从于内容，与内容相统一。因而，他反对文章“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艺增》），但他并不反对必要的夸张，只是有时把握的度不大好。基于重视文章的教化作用，王充主张用通俗晓畅的语言为文。此外，他还要求文章创新，反对模仿、因袭。总观《论衡》，其文章的最大特点是，通俗流畅，深入浅出，逻辑严密，论证深入，而运笔自然，得心应手。在秦汉诸子中不失为翘楚。

第二节 辞赋

    赋是我国文学中较早自觉的一种重要文体。其形式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内容侧重叙事状物，兼具抒情说理功能。汉人习惯于将辞和赋视为同一体裁，以赋统辞，统称为辞赋。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辞是指“楚辞”一类的诗歌，多是便于歌唱的韵文。赋虽受“楚辞”的影响极大，但它已脱离音乐，更多采用散文手法。二者的写作侧重点、押韵规则、句式形式、结构组织等均有不同。

    赋产生于战国后期的楚国，而盛行于汉。秦代赋创作很少，据《文心雕龙·诠赋》言“颇有杂赋”，然今皆不传，难窥其貌。

    汉赋被清人焦循、近人王国维称为“一代文学”，是汉代文学的代表。学者通常将其分为骚赋、大赋和小赋三类，三者之中，大赋又是汉赋的代表，其创作手法对后世的诗、词、戏剧和小说都有很大影响。

    骚赋指的是模仿“楚辞”写成的赋，内容侧重抒情，篇幅短小，多用“兮”字语句。这种赋从汉初到汉末都有人创作，以汉初较有代表性。汉初的骚赋，内容继承“楚辞”的“怨刺”传统，抒写朝廷忠奸不分、贤人失志；句式大抵也保持“楚辞”整饬中见变化、情辞婉转的特点，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是其代表。武帝之后，骚赋有所新变，一些赋家尝试突破旧式，如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在句型、用语及意境创造方面较《招魂》均有不同；班婕妤的《捣素赋》干脆取消“兮”字，换成其他虚字，并杂糅三言、四言。其他如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马融的《围棋赋》、班固的《白绮扇赋》、傅毅的《舞赋》，也能在“楚辞”句式基础上，糅进散文和三、四言句式。不过，西汉中期以后的绝大多数骚赋，在内容和形式上大抵都走上了祖述屈原的规范化道路，只是这些作家，大都失去了屈原九死不悔的抗争精神。骚赋不是汉赋的主流。

    后世常说的汉赋主要是就大赋而言的。汉大赋的产生，有多种因素。春秋以来思维的精细化、“渐尚骋辞”的语言自觉、追求大、全、气势力量的审美意识，汉帝国的强盛和汉代帝王、藩侯的爱好提倡，是影响其产生的文学之外的历史和现实因素。从文学渊源看，《诗经》、《楚辞》、先秦诸子散文尤其是纵横家说辞、俳优讽谏之语等，都给汉大赋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营养。

    大赋又叫体物大赋，或散体大赋。它篇幅较长，结构宏大，一般都在千字以上。其最基本的特点，是善于用铺陈、夸张的手法，富丽的辞藻，侧重铺写宫苑、京都、宫殿、山川等壮丽事物，帝王的政治、军事、祭祀等重大活动，以及帝王贵族声色犬马、畋猎驰逐等生活。其主旨则既美且刺，一方面大力宣扬大汉帝国的声威与气魄，歌颂帝王功德；一方面又对帝王政治上的缺失和生活的奢淫进行讽谏。其效果往往是“劝百讽一”，即鼓励、提倡的成分淹没讽谏的成分，欲讽反劝，适得其反。在结构上，大赋多采用主客问答式。赋文一般由三部分组成：“序”，是开头，交代赋中人物问对的缘由，以引出正文；中间是正文，主客之间，或彼此夸耀宫苑、京都的壮丽，或极力描绘帝王贵族畋猎歌舞的欢乐；结尾，往往以一方向另一方诚服作结，从中显露出作者的思想倾向。其韵散的组成，也有大致模式，一般序和结尾用散文，中间的正文，以韵文为主。夹杂一些散文。也有个别大赋不用问答体，除前面的序用散文外，正文以至结尾都用韵文。大赋的韵文以四、六字为主，杂以三言、五言等。

    汉大赋的发展，一般分为三期。汉初为形成期，枚乘的《七发》是其奠基之作。武帝到东汉中叶，是其鼎盛期，作家辈出，名作荟萃。著名的汉赋四大家，即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皆出于此期。此外，汉武帝、枚皋、东方朔、王褒、刘向、刘歆、班婕妤、班彪、冯衍、杜笃、傅毅、崔骃等，也都是此时的重要赋家。东汉中期以后，大赋创作衰微，只有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较著名。

    小赋，在内容上侧重于咏物和抒情，篇幅短小精悍，不用问答体，句式多样，文辞清丽，多用韵语。汉初即有咏物小赋，而西汉末扬雄的《酒赋》是较有名的咏物小赋。东汉中期以后，汉帝国衰微，政治黑暗，社会危机严重，大赋失去创作的现实基础，创作稀少，抒情小赋应运而生。张衡的《归田赋》标志着这一转变。其后，蔡邕、赵壹是其代表作家。

    从整体上综观汉赋的发展，亦可分三个阶段看，第一个阶段是从汉初到武帝即位。这一阶段流行骚赋，大赋也开始形成。由于此时几朝天子不重辞赋而诸侯王中的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等招士重赋，因而辞赋创作中心不在朝廷而在藩国。第二个阶段从汉武帝到东汉中期，此期大赋创作最为兴盛，骚赋和小赋创作无法与之相比，但亦未中止。第三个阶段从东汉中叶以后至汉末，这是大赋衰微期，抒情小赋的勃兴期，直启魏晋的抒情赋创作。

    两汉有以下重要的赋作家及作品：

一、枚乘

    枚乘（？——前140），字叔，淮阴（今江苏淮阴市）人。文帝时为吴王刘濞郎中，劝阻吴王谋反无效，改作梁孝王刘武宾客。梁孝王死，归故里。武帝即位，以“安车蒲轮”征聘他，因年老病死途中。其赋今仅存《七发》、《柳赋》、《梁王菟园赋》三篇，完整者只《七发》一篇。《七发》假托楚太子和吴客对话展开，告诫居高位者不要沉溺于奢侈浮华的生活，要遵守圣人之道，说明声色犬马之乐，不如“要言妙道”有益的道理，也透露出诸侯王僭越制度、奢侈荒淫的事实。《七发》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色是用虚构夸张等多种艺术手法铺陈描绘事物。最精彩的是观涛一节，用一系列比喻、侧面烘托等手法，形象描写了江涛由初起到极盛再逐渐平缓的过程，使人感到奇观满目，宏声动耳，如临其境。此外，《七发》设为问答，辞藻华美，韵散结合，意旨讽谏，篇幅较长，已具备了汉大赋的正式形式，在汉赋史上有重要地位。其结构形式也引起后世许多文士的模仿。如傅毅《七激》、崔骃《七依》、张衡《七辨》、崔瑗《七厉》、曹植《七启》、王粲《七释》、左思《七讽》等，以至《文选》别立“七”体。

二、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是汉代最重要的文学家。著有散文、乐府诗、赋，以赋成就最高。其赋今存六篇，除《子虚赋》、《上林赋》外，还有《哀二世赋》、《大人赋》、《美人赋》和《长门赋》。

    《子虚赋》和《上林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二者实为一篇，即《天子游猎赋》的前后两部分。《子虚赋》写楚使子虚先生盛夸楚云梦之大、山川之美、物产之富、畋猎歌舞之乐，藉以傲齐。接着齐乌有先生批评子虚“彰君恶，伤私义”，而又极赞齐国的山川方物远胜于楚。《上林赋》则写亡是公批评子虚、乌有和楚、齐二君有违诸侯之礼，铺陈天子上林苑的巨丽及天子上林游猎的无比壮阔场面，以压倒楚、齐。最后天子自我醒悟到游猎“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于是解酒罢猎，废上林苑，交百姓使用。前后两部分，主题是统一的，即反对奢侈，崇尚节俭，抑诸侯而尊天子，维护汉帝国的统一。其间又有对人民生产、生活的关心，及对天子功德、帝国昌盛气象与风貌的热情歌颂。是汉人发扬蹈厉精神和自信心态的反映。

    《天子游猎赋》以描写帝王、诸侯生活为内容，以微刺帝王淫奢为指归，既美且刺，欲抑先扬，劝百讽一。全文辞采富丽，瑰谲多姿，想象丰富，气势磅礴。标志着汉大赋的体制已臻于成熟。它也成为两汉及后世大赋创作效法的对象，如扬雄的《甘泉赋》、《长杨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皆取式于此。

《大人赋》是讽谏汉武帝好神仙方术的，但“劝百讽一”，武帝读后，反倒“飘飘有陵云气、游天地意”（《汉书·司马相如传》）。 大赋而外，司马相如的抒情赋也写得不错，如《长门赋》是宫怨题材的名篇，表现了以陈皇后为代表的后宫女子“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的可悲可怜命运和悲愁心境。《哀二世赋》哀胡亥“持身不谨”、“信谗不寤”而终至亡国，实吊古以讽今。

三、扬雄

    扬雄（前53——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市）人。历成、哀、平三世，皆为黄门郎。王莽时，升为太中大夫。天凤五卒。他是西汉末年最重要的赋家。其辞赋今存11篇。

    扬雄的辞赋创作，以成帝去世为界可分前后两期。前期即蛰居成都和游走京师为成帝制作辞赋时期，此时，他政治热情较高，关心朝政，对成帝寄以厚望。主要有《蜀都赋》、《反离骚》、《甘泉赋》、《河东赋》、《校猎赋》和《长杨赋》，后四篇是他的代表作。作品洋溢着昂扬乐观情调，表现出作者的用世追求和政治理想。讽谏帝王奢靡、关心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歌颂汉帝国的统一与强盛，这多重主题时时交织其中。成帝以后，是他辞赋创作的后期。这时，由于仕途不得志，生活长期拮据和冷酷现实的教育，他对现实政治产生失望和不满。此期的赋作对现实生活问题的暴露比前期深刻，消极避世思想也较浓重。主要作品有《太玄赋》、《逐贫赋》、《酒赋》、《解嘲》等。

    扬雄赋尤其是大赋，铺陈夸张，且讽且劝，在艺术上主要继承了司马相如赋的写作范式和表现手法。但在题材和艺术上也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是扩大了赋的题材。不仅描写帝王生活，而且贵族的生活、官僚的内幕、古代历史人物等皆摄其中，还把目光投向地方都市。其次，开创了蕴籍迂徐的赋风。其赋讽谏说理成分大大加重，少了些相如赋的飘逸恣肆、浑元浩荡，而变得理赡辞坚、从容徐缓，有儒雅之风。再次，炼字遣词奇崛诡丽，铺陈有度。其赋文辞奇诡人所共知，但很多地方选词炼句极见功力，奇怪字多用在描写处，叙事时常用浅显之字。铺陈也不象相如那样繁琐，而是扼要简括，却不失奇丽精彩。此外，扬雄大赋篇幅较其他诸家精短，对大夫问答体制也有所突破。

四、班固

    班固是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班彪长子。自幼聪慧好学，有文才，博览百家。其赋分京都赋、答难赋、山水赋、咏物赋四类，多模拟之作。《两都赋》是其代表作，《幽通赋》《答宾戏》也颇有名。

    《两都赋》作于永平、永元年间，借西都宾和东都主人围绕迁都长安还是定都洛阳的辩论，表现了提倡、歌颂法度的主题。其所谓“法度”，即儒家倡导的节俭、教化，同时歌颂了汉帝国京都的繁荣昌盛、四邻臣服朝贡的盛况、天子游猎的盛大场面及汉代帝王功德等。在体制和表现手法上，《两都赋》明显取式于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但也有其独到之处，主要表现在：其一，开拓了汉赋题材，将汉赋描写范围由帝王贵族的苑猎等扩大到整个都邑的形势、布局和气象，树立了“京都赋”的创作典范。其二，在运用虚构、夸张等表现手法的同时，注重运用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对汉代社会生产的发展、城市的繁荣、物产的富饶，作了较为真实的反映。其三，主题集中、鲜明、强烈，繁简得当，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其四，语言严整、富赡、平实、晓畅而又能据实而变。如西都部分重在夸饰，故文字华丽、夸张；东都部分立意于法度，所以语言典雅、古朴。此外，在体制上也较《天子游猎赋》篇制更壮阔宏大。

五、张衡

    张衡是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其文学创作以诗、赋为主，尤以赋著称。其赋今存十三篇，以《二京赋》、《归田赋》最负盛名，前者创汉赋长篇之极轨，后者开后世抒情赋之先河。

    《二京赋》作于东汉和帝时，是张衡花十年工夫精思傅会而成的。其创作主旨首在讽谏天子、各级官吏及富商的“逾侈”。其次是对美丽、富饶、强盛、繁荣的汉帝国的歌颂。此赋是模仿班固《两都赋》而作的，但又力图超过它。事实上，它在内容和艺术上确有超出前人之处。首先，它的讽谏成分和讽谏之意，都比班固多而深刻。如《东京赋》中提出天子当“守位以仁”，而不能“以肆奢为贤”，如此立意，实借西汉喻东汉的“逾侈”现实。其次，描写内容比《两都赋》有所扩大，除京都及帝王贵族生活，还描写了一些风俗民情、文化艺术，如《西京赋》就写到商贾、游侠、辩士的活动及杂技表演等。此外，在结构、构思、气势、辞藻等方面，也有不同于班固《两都赋》之处。

    《归田赋》约作于顺帝永和三年（138年）张衡免官归家时。它是我国赋史上第一篇以描写田园生活和乐趣为主题的抒情小赋。它的出现，也标志着我国辞赋由事类大赋向抒情小赋的转变。全赋紧扣“归田”，表达了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和仕宦的苦闷。艺术上也有突出的特色。其一，善于捕捉自然界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优美景象，以景寄情，情景交融。其二，摆脱了大赋铺采摛文、堆积辞藻、排列词汇、刻意雕凿的旧习，一改而为自然、恬淡、活泼、流畅的新文风。尤其通篇用韵，并随内容和抒情的不同，四次换韵，更使全赋音韵铿锵、流丽和畅。其三，摆脱骚体束缚，多用对偶，几近骈体，但精工而不失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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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史传文学

    史传文学是由司马迁开创的。司马迁的时代，正处于封建社会上升期，要求有一部记载天子盛德、叙述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史书。又在春秋战国以来社会遽变中，“士”阶层活跃，大批历史人物涌现，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比较突出，为司马迁以人物为中心反映历史提供了丰富材料，并使他认识到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另外，先秦历史散文、诸子散文乃至诗歌的丰富创作经验，为他提供了广泛的艺术借鉴。在上述几方面的基础上，他融入自己的经历情感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开创了我国史传文学。其后班固学习《史记》体例写就的纪传体断代史《汉书》，也是一部优秀的史传文学著作。

第一节 司马迁与《史记》

一、司马迁的生平、思想与著作

    司马迁（前145，一说前135-----前87？），字子长，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北）人。史官世家出身。其父司马谈精通天文、历史和诸子之学，尤好黄老，著有《论六家要旨》，武帝初为太史令。他的学识和道家倾向，对司马迁有直接影响。司马迁少年时代在家乡耕牧读书，十岁左右诵读古文。约十七岁时，又从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向孔安国请教古文《尚书》。二十多岁南游江淮，北至齐鲁，复转而南游，过梁、楚以归。三十岁左右为郎中。三十五岁曾奉命出使巴蜀以南，到过川、云、贵的一些地方。36岁又曾侍从武帝泰山封禅。这些经历，使他对文化典籍、历史传说、山川地理、人文风俗、民族状况、社会现实多所了解，为他日后写作《史记》，打下了坚实基础。司马谈有志于“史记”，未就而卒。三年后，司马迁继承父业，做了太史令，遍览皇家所藏史料、图籍和档案。42岁时，正式开始《史记》的写作。

    天汉二年（前99），李陵兵败投降匈奴，武帝大怒。司马迁称言李陵之功，因而以“诬上”下狱。家贫无以自赎，交游莫救，出于创作《史记》的考虑，他被迫接受腐刑。这使他对武帝的横暴，法吏的残忍，上层社会的冷酷等，有了深切体会，生死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认识到“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他发愤写作《史记》增加了动力。出狱后，任中书令，忍辱负重，续撰《史记》。大约征和二年（前91），他完成了《史记》创作，此后不久，与世长辞。

    司马迁的思想比较复杂，既受到传统史家“实录”精神、历史循环、先秦儒家明君贤臣及“德政”思想的影响，又受到董仲舒新儒学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同时也有汉初流行的黄老思想的影响。此外，其思想亦有新的进步内容。如他以人事为依据，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传统天道观表示怀疑。在对历史具体考察过程中，能“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注意到事物自身的因果联系。再如他有一个进步的社会理想，即君明臣贤、公正合理、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繁荣富裕。为此，他惩恶扬善，与广大百姓的爱憎情感比较接近。

    除《史记》外，司马迁还存有《报任安书》、《悲士不遇赋》及《素王妙论》佚文。

二、《史记》的名称、体例及思想内容

    “史记”本是史书的泛称。司马迁之作原名为《太史公书》，汉人多以此相称，也有称《太史公记》、《太史公百三十篇》的。东汉末灵帝时方有《史记》之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叙了自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约三千年的历史。全书共130篇，52万6千余字，由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体组成。本纪共12篇，主要叙述帝王事迹；表十篇，是各代的历史大事记；书八篇，是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专史；世家30篇，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70篇，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的人物的传记，少数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首领的历史。其中本纪、世家、列传是全书的主体，其写法上的共同特点是“以人系事”。五体之外，互见法和“君子曰”的评论也是《史记》的重要体例，对后世亦有重大影响。

    《史记》是司马迁以“不虚美，不隐恶”、“扬善贬恶”的史家实录精神写就的。它如实记录了上古到汉各阶层不同地位、不同职业人物的生平活动，内容极为丰富生动，具有鲜明的倾向性。

    暴露统治阶级的丑恶面目，是《史记》的重要内容之一。这首先表现在对最高统治者帝王丑恶面目的暴露，尤其是汉代帝王。如对开国帝王刘邦，司马迁固然没有抹煞他统一天下的功绩和他善于用人、博采众长的优点，同时也暴露了他的流氓品质和残忍本性。《高祖本纪》里写他不事生产与“好酒及色”，是个地道的流氓无赖。《项羽本纪》里写他为了自己不顾父亲、儿女性命，则反映了他残忍自私的本性。

    其次，《史记》对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以利相合的丑恶行径及骄奢荒淫揭露批判 。如《吕太后本纪》写刘邦死后，吕雉对争立太子的政敌戚姬及赵王如意母子，先鸩杀如意，后又对戚夫人断去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手段残酷，令人发指。

    再次，《史记》对酷吏残害无辜的罪行和谀儒的丑态也进行了暴露和谴责。《酷吏列传》写了汉代酷吏12人，这些酷吏残暴成性，挖空心思加害官吏和百姓，又深得皇帝宠幸。如王温舒为河内太守，捕人“相连坐千余家”，杀人“至流血十余里”。行刑期过，他竟顿足叹息：“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武帝闻其事，竟以为能，迁为中尉。酷吏而外，谀儒亦为司马迁所不齿。叔孙通和公孙弘是这方面的代表。如公孙弘习文吏法事，而又以儒术缘饰。每有朝会，他不肯面折庭争，“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虽详与善，阴抱其祸。”（《平津侯主父列传》）这样一位阿世之人，武帝竟封相封侯。

    《史记》在揭露和批判邪恶、腐败、庸俗的同时，还运用大量篇幅记录了“明君”“贤臣”、反抗强暴的英雄及中下层一些人物的事迹，歌颂了他们的历史贡献和优秀品质。歌颂“明君”“贤臣”，是他社会理想的正面寄托。他在《匈奴列传》中说：“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

    唯在择任将相哉！”《太史公自序》中又指出：“国有贤相良将，民之师表也。”汉文帝是他热情歌颂的帝王，他盛赞其“仁德”。信陵君是他景仰的人物，他着重写其“仁而下士”的优良品质，赞其得士之助而取得反抗强秦、救赵存魏的光辉业绩。

    对于反抗暴秦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给予了热情歌颂。陈涉是抗秦先锋，司马迁将其起义与汤武革命、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并把陈涉列入“世家”与诸侯同视，给其以相当高的历史地位。另一位抗秦英雄项羽，司马迁亦不以成败论之，饱含同情地描写了其一生事迹，肯定了他摧毁暴秦主力的历史功绩，并写入“本纪”，与帝王同列。

    此外，《史记》还描写了一些中下层人物，如振人之急、然诺必诚的朱家、郭解、剧孟，重义轻生、慷慨赴死的聂政、荆轲、专诸、豫让，乃至以其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贡献于社会人生者，凡其立身行事情操高尚者，作者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由衷赞扬。其中最突出的是对游侠的称赞。《游侠列传》称这些游侠，虽是布衣，却能“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汉武帝对游侠是严惩不贷的，而司马迁公开唱反调，为鸣不平，并立专传，记载其事迹，颂扬其见义勇为而又廉洁退让的高贵品质。

三、《史记》的艺术成就

    《史记》不仅是“史家之绝唱”，也是“无韵之《离骚》”，具有高度的文学成就。其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历史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史记》描写人物多，范围广，形神兼备，大多具有典型性。《史记》写人上至帝王将相、皇亲国戚、文武大臣，下至学者、商人、妇女、游侠、医生、卜者、方士、倡优等，各行各业都有，比先秦史书更加广泛。《史记》写及人物四千有余，个性突出与完整者不下百人。

    《史记》塑造人物形象的成功，首先得力于对历史人物特征的准确捕捉和精心选材。司马迁笔下的历史人物大都有鲜明的特征，如李斯自私、刘邦隆准、项羽重瞳、李广善射、扁鹊擅医、邓通爱钱、信陵君好客、石奋恭谨、韩信能忍、王温舒残酷等等，他还常常抓住一个人物的几个特征，甚至不避人物特征的缺陷，如周昌口吃、张良瘦弱等。在诸多人物特征中，他最注重的是性格特征，其他方面的特征及传记选材大都是围绕性格特征精心进行的。为此，他在选取人物一生中最有代表性的大事刻画人物性格特征的同时，也不排斥小事。此外，为表现人物性格，他在选材、安排上还十分注意互见法的运用，即把某一人物的部分材料，并不写入他本人的传记里，而写入他人的传记中。如“鸿门宴”一事，在《项羽本纪》中详写，在《高祖本纪》中略写。

    其次，《史记》善于通过矛盾冲突描写和虚实相生手法刻画人物。前者如“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廉颇蔺相如列传》）的描写，东廷辩论（《魏其武安侯列传》）的描写，都是通过激烈尖锐的矛盾冲突来表现人物性格的。后者如《鸿门宴》，作者只实写了项羽、刘邦一席，而对其他人物包括诸侯王及主要将领，并没有形诸笔端，但通过被写实人物的语言行动，读者明显可以感到他们的存在。

    此外，《史记》还善于通过细节描写、心理描写、对比映衬等来刻画人物，如《魏公子列传》中信陵君迎侯生的经过，便突出地将三者综合在一起来表现人物性格。

    2、叙事和场面描写悲壮慷慨，诙谐滑稽。《史记》塑造的人物多是具有悲壮之美的悲剧人物，与此相应，其叙事与场面描写多具有悲壮色彩。如《赵世家》中程婴、公孙杵臼，为保护赵氏孤儿与权奸屠岸贾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斗争。在二人看来，为了争取善与正义的最后胜利，惨烈的死是不在话下的。不过，司马迁所写的悲剧事件，不一定都和死亡联系在一起，如蔺相如为维护赵国尊严，与强秦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他慷慨陈词，大义凛然，迫使秦王却步，结果并不是死，但斗争场面极为悲壮。另有一些悲壮事件与场面的描写，则是以其历史教训发人深思，如项羽英名盖世，心如铁石，坑降卒、灭秦族、杀义帝，都未曾掉过半滴泪，而垓下被围，与虞姬生离死别，竟呜咽悲歌，若不胜情。作者用这一场面生动宣告了光靠武力经营天下是不行的。

    《史记》的叙事和场面描写，还有诙谐滑稽的喜剧美。这类描写虽不及前者多，但也不在少数，最集中的表现是《滑稽列传》，其中所写的淳于髡、优孟、优旃等滑稽人物都属此类，他们言谈行事，均注重讽谏，诙谐风趣，轻松幽默，逗人发笑。不过，司马迁的诙谐幽默还不止于此，在其他人物的传记里，他也注意这类表现。或借以讽刺人物的虚伪荒唐，如《高祖本纪》写高祖父拥篲迎候刘邦的一幕滑稽剧；或借以表现人物的幽默性格，如《司马相如列传》对司马相如与卓文君风流韵事的描写等等。

    3、浓郁的抒情性。鲁迅先生曾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其中最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史记》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司马迁的人品、遭遇与写作心情，都与屈原相近，他著名的发愤著书说也是直接从屈原等先贤那里体会到的。屈原的高尚人格和其《离骚》讽兴当世的力量、爱奇的审美观、浓郁的抒情性也为他所继承发扬，融入《史记》创作中，因而其笔下的人物刻划和论赞中都跳跃着太史公诗人般的激情。如《屈原列传》是一支屈原伟大人格的赞歌，《项羽本纪》是一首充满悲壮叹惋之情的英雄史诗，《伯夷列传》是一首喷发出愤激不平之情的怨刺诗，《魏公子列传》是一首充满崇敬之情的赞美诗……可以说，整部《史记》就是一部形象与情感有机结合的长篇史诗。不惟记叙中有浓郁的感情，各篇论赞的议论中，作者也大都以唱叹出之，或愤激，或同情，或赞许，抒情味极浓，历来为人钟爱。

    4、刚柔相济，以刚为主的艺术风格。《史记》的艺术风格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既有阴柔之美，又有阳刚之美。而总体上看，全书则以阳刚之美为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1）气魄宏伟，笔力千钧。《史记》体大思精、包罗宏富，在130篇中，司马迁充分发挥其组织能力，将纵横数千里、上下三千年的历史风云尽收眼底，举重若轻、条贯有序地再现了出来，并对前代各种学术流派给予历史地总结，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一家之言”，表现出广阔的胸襟和卓然不凡的史胆、史才、史识和史德。（2）内容奇伟，惊心动魄。《史记》中的历史人物大都有不同寻常的气质、轰轰烈烈的事业和瑰异的操行，具有强烈的传奇色彩。国君或雄才大略如秦皇、汉武，或忍辱复仇如越王勾践；大臣或犯颜直谏、倔强刚毅如伍子胥，或功高盖世、蒙冤千古如韩信。男子蹈义而行，甘赴鼎镬，如纪信、郦生；女子见义勇为，不畏风险，如皦女、如姬。言大则侯生七十犹献奇计，一心报国；言幼则甘罗十二挟策说赵，立取五城。……这些人物以自己的生命之弦，演奏出一支支威武雄壮、豪迈悲凉、惊天地、动鬼神的乐曲。书中的历史事件也大都紧张、热烈、粗犷，读来令人心惊目骇。（3）气势凌厉，一泻千里。司马迁志高才雄，能站在时代高度，俯仰古今，故其文章自有一种居高临下、汹涌磅礴的气势。而于纵横不羁中，又有一定的法度可寻，爱用排比、夸张和重字迭句便是其中较明显者。

    5、结构和语言。《史记》很重视结构，总体上它是五体结构，气魄宏伟。其中最突出的是人物传记的结构艺术，一般开头先介绍人物姓氏、籍贯，中间是记叙主体，选择与人物性格、事功最相关的几事件进行叙述，结尾以“太史公曰”表明作者自己的意见。具体每篇传记的写作，有时又比较灵活，如《佞幸列传》以议论开头，提起全篇。其人物传记，又有分传、合传、寄传、杂传，这也是作者根据人物的性格及事功，进行的结构安排。其结构对后世史书及传记文学的创作有深远影响。

    另外，《史记》在语言上也取得了很高成就。首先是人物语言富于个性化特征。如正直口吃的周昌廷争之言（《张丞相列传》）、毛遂自荐之语（《平原君虞卿列传》）。最突出的是陈涉、项羽、刘邦表述早年的抱负之语，陈涉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涉世家》）项羽说：“彼（指秦始皇）可取而代也。”（《项羽本纪》）刘邦言：“嗟夫！大丈夫当此也！”（《高祖本纪》）陈胜出身佣耕，他的话表现了他希望改变地位的愿望和坚定信心；项羽出自贵族，才气过人，故出言大胆而干脆，根本没把秦始皇放在眼里；刘邦为无赖之徒，贪图享受，因而他的话则表现了他对秦始皇奢侈豪华生活和帝王威势的垂涎羡慕。其次是作者的叙述语言通俗、简洁、精炼，富于感情，往往只用几句话甚至几个字就能够渲染出场面的气氛或展现出人物的情态、心理，有很强的表现力。有些语言接近当时口语，有的直接用民谣、谚语，这使其语言更丰富，更富于表现力。如以谚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歌颂李广的正直和受士卒的爱戴。

    由于《史记》突出的艺术成就，所以深受后代文士喜爱，产生了深远影响。魏晋以前，统治者视之为“谤书”，影响不够深广。从唐代开始，其影响越来越大。唐、宋、明、清的古文家都奉为典范。我国古代小说在纪传体格局、富于传奇色彩、塑造性格复杂的人物、历史演义题材及熔史才、诗笔、议论于一炉等方面，都继承了《史记》的有关文学表现因子。《史记》大胆揭露现实的精神、悲壮奇瑰的历史题材、精彩的场面描写、个性化的语言等，对后世的戏曲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国古典诗歌在“实录”精神、题材、寄兴深远方面，也受到《史记》的很大影响。因而，《史记》是了解和研究中国文学，要特别重视的名著。

第二节 班固与《汉书》

一、《汉书》的创作、体例及思想特征

    《史记》完成后，汉代学者褚少孙、刘向父子等十余人都曾续补它。班彪对这些续作不满意，于是采集旧事，旁贯异闻，作《史记后传》65篇。班彪死后，其子班固继承遗业，永平元年（58年）开始编撰《汉书》。永平五年，因被告私修国史下狱。弟班超赶赴洛阳上书，言其书非妄作。同时地方官吏将书稿呈送明帝，明帝赞赏其才华，不罪，并提拔为兰台令史。次年，迁为郎，校典秘书。不久，命续写《汉书》，到章帝建初七年（82年），基本完成。班固卒时，《汉书》的八表及天文志尚未完成，和帝命其妹班昭续作八表，马续补作天文志。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它的体例沿用《史记》，又略有改变，改书为志，并世家入传，由纪（12篇）、表（8篇）、志（10篇）、传（70篇）四部分组成，全书一百篇，八十余万字。主要记载高帝元年（前206）到王莽地皇四年（23年）的历史，目的是宣扬“汉德”。其“十志”较《史记》的“八书”，史料更完整、更丰富。尤其据刘歆《七略》创设的《艺文志》，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资料；据《尚书·禹贡》和《逸周书·职方解》创立的《地理志》，保存了古代地理沿革、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重要资料。汉初史实，多承《史记》之义，并进行了一些剪裁、订补。

    《汉书》思想不如《史记》深刻开阔，儒家正统思想的色彩较浓。如他批评《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奸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又如将陈涉、项羽退入“传”中记叙，列为历史人物九等中的第六等。有时还故意为尊者讳。但总体上看，班固对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还是有充分的肯定和努力追求的。书中对汉朝统治集团的昏庸残暴，对上层社会的炎凉冷暖，对社会危机和民生疾苦，对有功于社会的志士仁人，也能给予较为客观真实的反映，有些篇章，寄托了作者的爱憎与批判。

    《汉书》也表现出一些与《史记》不同的新特点。首先是反对分裂割据和外戚专权，维护王朝统一和刘氏正统。当初司马迁写《史记》站在人性、民主性立场社会，批评汉高祖的凶残和汉武帝的专制独裁，是合理的。到了班固，从现实需要出发，为巩固东汉政权、维护来之不易的统一局面，歌颂西汉帝国的建立、统一和强盛，维护刘氏正统，也有其合理的一面。其次是强调忠奸两种人物类型。这类传记，较具有代表性的有《苏武传》、《霍光传》、《韦贤传》、《王莽传》等，其中最为世人传诵的是《苏武传》。如卫律劝降一段，通过对卫律奸诈凶残、贪图富贵丑恶面目的描写，反衬了苏武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忠君爱国气节。再次，《汉书》写人更注重整体、大节，纠正了司马迁的一些偏颇之处，对许多历史人物的评价更公允。如贾谊，《史记》把写成了一个穷愁潦倒的书生。而《汉书》则引入其长篇巨制《陈政事疏》，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政治家的形象。

二、《汉书》的文学性

    《汉书》在艺术上没有《史记》成就高，但也有自己的特点。其地位在“正史”中仅次于《史记》。首先它不像《史记》那样绘声绘色夸张场面、渲染气节、描写情节，而是在娓娓叙谈中简炼准确地勾画人物，使各样人物的心理神情也跃然纸上。如《霍光传》写宣帝即位伊始霍光当政几句：“光自后元秉持万权，及上即位，乃归政。上谦不受，诸事皆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光每朝见，上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寥寥数语，把霍光当时权倾朝野、炙手可热，及宣帝当时故示谦恭、隐忍韬晦的情形，表现得非常清楚。

    其次，《汉书》语言不像《史记》那么生动活泼、感情浓烈、气势雄放，但简洁规范，辞赡韵远，自有一种妙处。如关于窦婴守荥阳的一段描写，《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用97字，而《汉书》仅用72字，减去了25字。情韵俱存，却更简洁。另外，在“志”和“传赞”中，《汉书》的语言有骈俪倾向，叙事较《史记》详密谨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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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汉乐府民歌

    “乐府”本是古代掌握音乐的官署机构，六朝时，人们把合乐的歌辞、袭用乐府旧题或模仿乐府体裁写成的诗歌统称为“乐府”，于是乐府演变成为一种诗体名称。沿用到后世，涵义进一步扩大，如宋人把词，元、明人把散曲也称作乐府。设立乐府机构的记载，最早见于秦代，汉初承之。当时的乐府只管民间俗乐，祭祀的雅乐则属太乐掌管。汉武帝时重建乐府机构，扩大其规模。其职能除制定乐谱、训练乐工、填写歌辞、编配乐器进行演奏外，还负有采集民歌的使命，始形成雅乐俗乐并存的局面。当时采集民歌的目的，不独为了观察民情，供朝会、祭祀等典礼之用，也有愉悦耳目的作用，更有满足自己“大一统”心理的动机。但它在客观上起到了收集、整理和保存民歌的作用。

    汉乐府诗歌包括文人乐府和乐府民歌，现仅存百余首，主要保存在宋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中的郊庙歌辞、相和歌辞、杂曲歌辞和鼓吹曲辞中。民歌是其精华，现仅存四十多首，主要保存在相和歌辞、鼓吹曲辞和杂曲歌辞中，其中多数是东汉作品。               

第一节 汉乐府民歌的思想内容

    汉乐府民歌继承和发扬了《诗经》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它“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传达了汉代民众的心声，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现实，是汉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汉乐府民歌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表现民众的悲苦、怨恨与反抗。汉代数百年间，豪族日富，黎民百姓日贫，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妇病行》是反映这一内容的典型作品。诗中描写病妇托孤、丈夫乞求、孤儿啼索母抱的情景，惨绝人寰，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孤儿行》则反映了私有制下道德沦丧导致的一幕悲剧。孤儿出生在一个富有家庭，父母在时，他“乘坚车，驾驷马”。父母死后，他成了兄嫂的私奴，备受虐待，长年被驱使外出行商，回来又被使唤去办饭、视马、汲水、养蚕、收瓜。如此辛劳，却“冬无复襦，夏无单衣”。他痛不欲生，“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这不只是一个家庭悲剧，还是严重的社会悲剧。《东门行》则表现了百姓困不可忍之后的反抗。诗写了一个城市贫民，面临生活绝境，被迫铤而走险的情景。诗中的男主人公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出东门，却又转回，再看家徒四壁，无食无衣，难以活命，于是决计“拔剑东门去”。妻子用天道和人情劝阻，也全然不顾，毅然走上反抗道路。这种对剥削压迫的自发反抗，正是汉代“群盗并起，国之将亡”的预兆。这类民歌，远超先秦民歌“怨刺”的界限，反映了新的时代特点。

    控诉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是汉乐府民歌的又一重要内容。汉代对外战争频繁，统治者利用战争对百姓进行超限度地奴役，百姓深受其害，他们以诗歌表现了强烈的反战情绪。如《战城南》，通过对激战后凄凉恐怖的战场的描写和人乌间惊心动魄对话，反映了战争给人民生命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对农业生产的严重破坏，有力控诉了穷兵黩武者的罪行。《十五从军征》更通过一位老兵回乡后目睹的悲惨情景表现了这一点。他十五从征，八十才得返家，六十五年的兵役，使他备受苦难，而归来后，早已家破人亡，亲戚丧尽，只有累累荒冢和断壁残垣，盼望已久的归梦被现实击得粉碎。

    战争而外，又有赋税、徭役、灾荒、土地兼并，迫使人们离乡背井，漂泊异地，于是产生了行役者的悲歌。如《艳歌行》写一家“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受尽屈辱，发出“远行不如归”的悲叹。《悲歌》反映了异乡漂泊者“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的痛苦。这类诗歌，格调悲凉，催人泪下。

    汉乐府民歌有很多作品反映了爱情、婚姻、家庭问题这一永恒主题，并藉之歌颂了当时人们追求的坚贞爱情和他们反抗封建礼教的斗争。与《诗经》时代相比，汉代男女青年在爱情婚姻上受礼教的压抑更重，但从现存作品看，其时人们表达爱情情感的浓烈程度，并不逊于《诗经》，而且更具悲剧色彩。如《有所思》写一女子思念远方情人，本想赠以珍贵礼品，却“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但这种深挚的感情，并不易断绝。她的一举一动，又害怕外人知道，内心充满矛盾。与此相类者又有《上邪》，女主人公向自己的所爱发出爱情誓言：“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以必无之事为誓，语辞铿锵，感情真挚浓烈，非爱之至深者不能道。

    在表现爱情婚姻问题的汉乐府民歌中，弃妇诗是较突出的一类。《上山采蘼芜》、《孔雀东南飞》，是其中的代表。前者写的是因丈夫喜新厌旧而爱驰的弃妇，最具普遍性。诗通过对话，真实表现了弃妇的委屈心理和故夫后悔、恋旧的复杂心态。弃妇温顺、柔情的性格正是在汉代儒学影响下形成的新的人物性格。与此不同，《孔雀东南飞》是另一类型的爱情婚姻悲剧。此诗是我国古代著名的长篇民间叙事诗，代表了汉乐府民歌的最高艺术成就。诗中的女主人公刘兰芝虽是位弃妇，但她不是被丈夫焦仲卿抛弃的，而是被封建家长制、封建礼教迫害的，她的丈夫也是同样的牺牲品。她和丈夫婚后感情很好，而焦母容不得她，硬逼着儿子休妻。仲卿不得已，只得暂把她送回娘家，以待时机再接回来。不料她回娘家后，太守便派媒人为子求婚，刘兄贪图财势，逼她改嫁。她在与仲卿最后相见时，约定同死。结果她投水自杀，仲卿上吊自尽。全诗正是通过二人的婚姻悲剧，揭露了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的残酷迫害，热情歌颂了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忠贞和他们为反抗礼教而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并寄托了人们对他们的同情和战胜封建礼教的愿望。诗歌成功塑造了具有高度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刘兰芝的勤劳、善良、美丽、钟情、坚强、刚烈，焦仲卿的忠厚、纯洁、深情、由软弱变得坚强，焦母的蛮横无理，刘兄的攀附权贵、唯利是图，都描绘得形神毕现。另外，诗歌精于剪裁，叙事繁简得当，结构完整紧凑，曲折生动，成功运用了比兴和铺陈手法，对话富于个性化。

    在表现爱情婚姻题材的叙事作品中，《陌上桑》是与上述作品均不相同的。它通过对罗敷拒绝太守调戏的故事，歌颂她坚贞的品质和不慕权势、敢于反抗的精神，鞭挞了上层人物的荒淫，表达了劳动人民维护自己爱情与家庭生活的凛然正气。全诗充分利用戏剧性冲突，运用夸张、铺陈、虚构等浪漫主义手法，成功地塑造了罗敷这一典型形象，具有很强的喜剧效果。

    汉乐府民歌中还有一些寓言诗，善用拟人手法，想象奇特丰富，曲折暴露了统治者的凶残本性，表现了人民忧生惧祸的心理，并留下了一些有益的社会生活经验。如《乌生》告诉人们世情险恶，随时随地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枯鱼过河泣》以枯鱼过河喻世道险恶，告诫人们行事要谨慎。

    此外，乐府民歌中还有一篇以劳动为题材的名篇——《江南》，用反复咏唱的形式，描绘鱼儿在莲叶四周戏游的情景，表现了采莲青年男女欢愉的心情，展示了江南水乡明媚秀丽的风光，语言浅朴自然，格调清新明朗，活泼欢快。

    总之，汉乐府民歌广泛、深刻地反映了汉代的社会现实和民众的思想感情。它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 汉乐府民歌的艺术特色

    汉乐府民歌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色是以叙事为主，善于剪裁和安排情节。汉乐府民歌虽也有一些抒情诗颇具时代特征，但最能体现其特色的还是大量的叙事诗。这些诗有的描写一个场面，有的叙述一个完整曲折的故事，在叙事上取得了突出成就，其中最成熟的作品是《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两诗都注意以人物关系构建叙事情节，以人物冲突推动情节的发展，并注意人物活动的典型环境。不同的是，《陌上桑》截取事件发展中最富戏剧性的一个横断面作横向展开，以罗敷为中心，所有冲突都围绕罗敷与观者、罗敷与使君的关系产生，在冲突达到高潮时，戛然而止，耐人寻味。《孔雀东南飞》则把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性格、命运建立在更广泛、复杂的社会关系上，前半部分，将焦、刘的深情厚爱，交织在恶化的婆媳关系和不和谐的母子关系中，从而形成爱情与家长权威的矛盾，冲突以封建家长制的胜利暂告一段。后半部分，波澜又起，县令、太守相继求亲，主簿、郡丞巧言为媒，刘兄趋炎，刘母柔顺，焦母冥顽，进一步左右着人物命运，推动着情节发展，主人公的抗争，终未能逃脱宗法、社会势力以及庸俗社会意识织成的罗网。情节曲折跌宕，结构复线交迭，前所未有。

    善于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是汉乐府民歌的又一艺术特色。《东门行》中妻子与丈夫的对话，《上山采蘼芜》中弃妇与故夫的答对，《陌上桑》中罗敷回答太守之语，都口吻毕肖，充分表现了人物各自的个性特征。乐府民歌还注意刻画人物动作。如《艳歌行》以男主人公“斜柯西北眄”的动作，来表现其猜疑。《陌上桑》中写“罗敷前致辞”，表现她的从容不迫，勇敢无畏。《孔雀东南飞》中焦母捶床大怒，刘母拊掌而悲，也传神地表达了不同的人物个性。

    汉乐府民歌还善于运用比兴、拟人、夸张、铺陈和烘托手法。如《白头吟》以“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比喻女子的爱情纯洁。《乌生》使腐臭的鱼哭泣，《战城南》使乌鸦的魂魄向人们申诉，让动物具有人的情感，想象奇特。《上邪》那种如山洪暴发似的激情和高度的夸张，具有浓重的浪漫色彩。《陌上桑》以铺陈手法，通过对罗敷衣着打扮的铺叙，表现了她的美丽；通过对夫婿英俊、事功的铺陈，表现了夫婿的不同凡俗。《十五从军征》以“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句，烘托了老兵家园的破败和他心境的凄凉，有强烈的艺术效果。

    汉乐府民歌语言朴素自然，生动活泼。句式上打破《诗经》的四言，以杂言为主，逐渐趋于五言。如《妇病行》、《孤儿行》等篇，用的是杂言，句式灵活，对于协调诗歌节奏，形象地表现人物的神态、语言和作者的思想感情，有着重要作用。《白头吟》、《陌上桑》等，用的是整齐的五言，便于双音词与单音词的组合，寓变化于整齐之中，扩大了诗歌的容量。一般说来，西汉乐府民歌多杂言，东汉则多五言。杂言体式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五言体式是文人五言诗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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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文人诗

    汉代文人诗包括庙堂诗、楚歌诗、四言诗、杂言诗及五言诗，其成就不及乐府民歌。现存楚歌诗、四言诗数量较少，庙堂诗及五言诗数量稍多，其中楚歌诗和五言诗中有些作品写得较好，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则标志着文人五言诗进入成熟阶段。

第一节 庙堂诗、楚歌诗、四言诗及五言诗的产生

一、庙堂诗

    庙堂诗属于郊庙歌辞，是为帝王祭祀活动而作的，录在乐府，皆出文人之手，旨在颂德，典雅而少情。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房中乐》和《郊祀歌》。前者是唐山夫人所作，为楚声，其中一些歌辞近乎楚歌，有的在内容与构思上，明显受楚骚影响，但总体上受《雅》、《颂》的影响较大，四言句式多，格调高严，规模简古。

    《郊祀歌》共19章，是由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共同完成的祭祀组曲，风格并不统一。有的源于《颂》体，如《维泰元》，通章四言，淳质古雅。更多的是源于楚骚，如《练时日》，整章三言为句，若缀以“兮”字，则与骚无别。诗的前半部分写请神、降神，神灵联袂而下，飘飘洒洒，壮丽辉煌，纯是《离骚》、《九歌》笔意；诗的后半部分写祭神、娱神，神灵坐瑶台、享祭品、悦五音、观女乐，铺陈设色，极似《上林赋》末段写天子游乐。这类诗大抵祖述楚骚，又兼采赋法，用词古奥，意旨幽深，流丽宏博，当时人已经难以读懂。

二、楚歌诗

    汉代帝王是楚人，好楚歌，故楚歌盛行，诗人抒情，多用楚歌，楚歌流行之初，与音乐关系颇密切，后来逐渐与音乐脱离，不待吟唱而体近楚骚。今存楚歌诗不多，主要有项羽的《垓下歌》、汉高祖的《大风歌》、刘安的《八王操》、刘旦的《归空城歌》、刘胥的《欲久生歌》、汉武帝的《秋风辞》、《瓠子歌》等。这些诗歌大都感情真挚，慷慨悲怆。其中《垓下歌》、《大风歌》和《秋风辞》是历代传诵的名篇。

三、四言诗

    汉代崇儒，《诗经》备受青睐，其四言体式，颇为文人宗范。汉人四言诗大体有两类：一类体近《大雅》、《颂》，属颂美功德的庙堂诗歌；一类体近《小雅》，是刺时怨伤之诗，如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韦玄成的《自劾诗》、《戒子孙诗》、傅毅的《迪志诗》等皆属后者。这类诗虽有新的时代内容和个人的情感体验，然艺术上缺乏创新，又多训诫说教，算不上优秀作品。其中韦孟的《讽谏诗》长达109句，被称为“四言长篇之祖”（谢榛《四溟诗话》），但篇幅冗长，缺少兴寄。迄至东汉后期，儒学衰微，四言诗方得换新颜。较具代表性的作品有朱穆的《绝交诗》和仲长统的《见志诗》。朱作是他与势利故交刘伯宗绝交之作。诗中他把刘伯宗比作“填肠满嗉，嗜欲无极”的鸱枭，口诛笔伐，义愤满膺，已近魏晋风情。仲长统之作颇有庄子的境界，崇尚至人、达人，主张“叛散《五经》，灭弃《风》、《雅》，”开拓了四言诗的新境界，启魏晋旷达、玄虚之风。

四、五言诗

    五言诗是社会生活和语言不断丰富发展的产物。战国以后，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和人们思维的日渐精密，语汇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人们的审美水平也越来越高。面对新的变化，四言诗因不便于单音词与双音词的灵活配合，节奏又单调、呆板，而变得难以适应。于是五言诗渐渐萌生。

    五言诗的产生经历了从杂言到民间五言，再到文人五言的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早在秦代，民间歌谣中已出现了以五言为主的《长城之歌》。西汉前、中期的乐府民歌中，也杂用了一些五言。最迟西汉成帝时，民间完整的五言歌谣已经形成。至于文人五言诗，传为汉初枚乘、李陵、苏武、班婕妤等人所作的五言诗确不可信。不过，西汉前期已出现了以五言为主的文人诗歌，如高祖戚夫人作的《戚夫人歌》，全诗六句，五言占四句，武帝时李延年作的《李延年歌》，六句中五言占五句。

    最早出现的文人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歌咏的是缇萦救父、汉文帝废除肉刑的故事，这是他有意模仿乐府民歌之作，“质木无文”（《诗品》）。稍后有张衡的《同声歌》，东汉末有秦嘉《赠妇诗》、蔡邕《翠鸟》、郦炎《见志诗》、赵壹《刺世疾邪诗》、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娇娆》等。这些作品都热衷于表达个人的内心体验，多数有作用之迹，用意稍切。其中《羽林郎》和《董娇娆》是较优秀的作品，受乐府民歌的影响很明显。

第二节 《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是汉代文人五言诗中最成熟的作品。最早载于《文选》，因作者佚名，时代莫辨，又风格相近，萧统泛题为“古诗”，从此成了专称。这组诗非一人一时之作，作者是中下层文人。大体创作于东汉末年的桓帝、灵帝之时。其时正值儒学衰微之时，旧有的道德原则失落，主体意识觉醒，新的信仰尚未建立起来。过去与外在事功相关联的文治武功、畋猎游乐、宗庙祭祀等文学题材，现在逐步让位于与文士的现实生活、精神生活息息相关的进退出处、友谊爱情和生命感受等。因而《古诗十九首》在思想内容上呈现出复杂的时代特点。其内容大抵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表现及时建功立业的壮志。有《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回车驾言迈》三首。修齐治平建功立业，本是儒家强调的积极入世之道，而在这里，它染上了文士生命意识觉醒后的悲伤色彩。他们意识到了物有盛衰，感叹人生短促，于是渴望及时建功立业：“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回车驾言迈》）甚至露骨地宣称为摆脱贫贱而猎取功名：“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轗轲长苦辛！”（《今日良宴会》）

    第二，表现追求幻灭后心灵的迷惘与痛苦。有《青青陵上柏》和《明月皎夜光》二首。前者写作者游戏宛、洛，意在仕途，然而他发现那宫殿巍峨、甲第连云、权贵朋比为奸苟且度日的都城世界，并不属于他。“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他感到失去了人生的归宿，前途迷惘，有从政理想被亵渎的愤懑。后诗则写对友情炎凉、人心不古的愤慨，隐含着诗人对失去的道德原则的追恋。在共同利益的争斗中，一些文士标榜气节、忠义，而当在功名利禄之途上展开竞争时，旧谊便发生了变化。侥幸者和失意者的沉浮异势，使原来的友情徒具虚名。“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诗人一度笃信的道德原则，在复杂变态的人际关系中顿显虚妄。

    第三，表现对个体生命的唯物认识和新的人生选择。有《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生年不满百》三首。现实政治的黑暗，世风的浇薄，旧道德原则的崩溃，加深了诗人的信仰危机和无可奈何的心态。建功立业传统价值观破灭之后，诗人转向对个体内在生命价值的新思索。《驱车上东门》将个体生命放在永恒的宇宙中对比思考，作者发现了个体生命的弥足珍贵与短暂：“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不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从一介草莽到贤哲圣人，任何人的生命都是短促有限的，这种认识是唯物的、正确的。由此诗人又超越旧有价值观念，对人生作出了新的抉择：“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生年不满百》也有同调：“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代来兹？”及时行乐、追求现世享受，这种价值选择虽然有些消极，不够健康，但是它是在旧的理性规范解除之后表现出的生命冲动，是人的主体自觉的一种表现，对无外在功利性的艺术创作和审美有着积极意义。

    第四，表现游子思妇相思离别之苦。除上举八首外，其余的十一首都属此类。这类诗歌的产生，大体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汉代的养士、选士制度，驱使一些中下层文人为寻求出路，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游学或宦游，长期漂泊在外；一是汉末的黑暗政治和党锢之祸，迫使大量文士亡命江湖。这些文士或在仕途作无望的追求，或在他乡逃避政治迫害，生活坎坷辛苦，心灵孤独屈辱，十分渴望家庭、爱情的慰藉。于是抒写羁旅相思之苦，便成为最突出的主题。这些作品中除《涉江采芙蓉》、《明月何皎皎》等少量是从羁旅男子的角度落笔外，绝大多数则是从女性角度着墨的，情感表达深婉细腻，意蕴丰厚，更具艺术魅力，《迢迢牵牛星》、《行行重行行》是其中最佳者。前首诗借牛郎、织女的传说，形象表现了夫妻相爱而受压抑不能团聚的苦闷。表面上字字都是写天上的情景，实际上句句都在暗示人间情事。《行行重行行》亦托为思妇之词，先写“生别离”远隔天涯的不幸，次写路远难会的怅惘，再写相思过度而消瘦的痛苦，最后以勉强的自我宽慰作结。其中“浮云蔽白日”的猜疑和“努力加餐饭”的宽慰，深婉曲折，十分贴近人物思妇心理。

    《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虽然复杂，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饱含着生命意识觉醒之初对人生易逝的感伤，所有的其他内容都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

    《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很高。首先表现在它浑然天成的艺术风格上。其作者都是下层文人，他们从《诗》、《骚》和乐府民歌中汲取营养，又有深切的生活体验，其创作大都有感而发，不虚情，不矫饰，情真，景真，事真，意真，随语成韵，随韵成趣，自然而然，由此铸就了其浑然天成的艺术风格。

    《古诗十九首》的又一重要艺术特点是长于抒情。其抒情的方法灵活多变，或用比兴手法；或融情于景；或寓景于情；或以事传情，总是自然高超，曲尽其妙。用比兴手法，言近旨远，语短情长，含蓄有味，如“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行行重行行》）等即是。融情于景，寓景于情，则使情、景密切结合，达到水乳交融、天衣无缝的境界，景语变成情语。如“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青青河畔草》），以生意盎然的春色美景反衬“荡子妇”孤独、寂寞的伤情，其情愈见其哀。以事传情即选择最能表现主人公情感的事件进行渲染，从而达到抒情的效果。如《西北有高楼》写一个具有建功立业之志的文士的复杂心情，就是通过高楼听曲这一具体事件进行的。

    语言浅近自然，意蕴丰厚，是《古诗十九首》的又一特色。务求平淡，如话家常，《古诗十九首》每首诗都是如此。无须举例，读之即晓。这是诗人借鉴民歌的结果。这些诗虽然浅近，但含义丰富，耐人寻味。

    《古诗十九首》的高度艺术成就，使其成为汉代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在我国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刘勰称它是“五言之冠冕”（《文心雕龙·明诗》），王世懋尊之为“五言之《诗经》”（《艺圃撷余》），可见它在后世文人心目中的地位非同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