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友冰
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个时期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其研究观念变化之巨大，研究手段之多样和研究成果之丰硕，都堪称空前。而唐代文学研究又是其中最活跃、最富有成果的一个领域，因而上述情况表现得更为集中、更为典型，据统计：从1978——1998这二十年间，共出版各类有关唐诗的著作近千种（还不包括文学通史、通论、综论、总集中的唐代文学部分），论文万余篇。其中点校出版的唐人别集、合集或重印清以前学者的唐人诗集笺注本近一百种。这种盛况，可以说是百年以来所未有。因此对新时期唐代文学研究的趋势和特征进行分析和探讨，不仅对中国唐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所教益，对中国古典文学乃至中国学术研究规律的探寻和发展前途的思瞻也不无启迪。
从时段划分来说，新时期的唐代文学研究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977——1980 年为复苏期；1981--1989 年为活跃新变期；1990--2000 年为沉思纵深期。
一、复苏期的中国唐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新变化
从1966年至1976年，中国大陆陷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之中。
这个时期的唐代文学，从研究意义上来说，已全部停滞和荒废。已出版的唐代文学总集、别集、笺注、年谱、传论、选本，一律斥之为“封建主义大毒草” 而加以焚毁，正在编辑的撤稿，已在排印的撤版。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随之而结束，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陆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唐代文学研究也由十年的荒芜停顿开始复苏并重新起步，出现以下几种新变化：
一是拨乱返正。恢复柳宗元、李白、杜甫、刘禹锡、李商隐等在“文革”时期搞得异常混乱的唐代作家的本来面貌，但这种恢复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评法批儒”的反批判，称之为“肃清四人帮流毒”，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本体研究。如胡念贻的〈驳所谓“儒法斗争是中国文学史主线论”〉（《文艺论丛》1978.5），牟世金〈评新版中国文学发展史〉（《文学评论》1978.2），萧涤非〈关于“李白与杜甫”〉（《新华月报》1979.9），刘世南〈对《李白与杜甫》的几点意见〉（《文史哲》1979.5）等，主要是对文革中的研究方向、研究观念乃至研究态度进行纠偏，至于作家的本事考证、诗意探究、风格析论，作家群体研究和文学思潮的宏观把握，对大多数研究者来说，此时还未开始。
二是将因“文革”而被搁置的普及读物以及“文革”前出版物，重新出版或再版。前者如詹锳的《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钱冬父《唐宋古文运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胡云翼《唐宋词一百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刘国盈《韩愈》（中华书局1980）等。后者如夏承焘的《唐宋词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1981年重印），张友鹤《唐宋传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1979年重印），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李白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1977年修改再版），傅庚生《杜诗散译》（东风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重版）等。此时的思维方式和用语习惯还没有完全摆脱“文革”阴影，就连作者也仍常常是文革中常见的集体署名，如署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唐诗选》，署名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刘禹锡诗文选注》，署名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的《新选唐诗三百首》等。
三是个别的研究专著开始出现，如缪钺的《杜牧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陈贻焮《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刘开扬的《唐诗研究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等。这批专著多是六十年代完成，因文化大革命而搁置，出版时又添加了一些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如刘开扬的《唐诗研究论文集》，初版于1961年，收作者1956年以来唐代作家的单篇论文七篇，1980年再版时增加1961至1964年论文九篇，只有〈论柳宗元的诗〉等三篇是七十年代末写的。缪钺的《杜牧传》是在其《杜牧年谱》的基础上拓展而成，用力颇深。该书1964年即定稿，因“文革”延至1979年方出版。作者在“后记”中强调“写传记，应当学习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对传主生平加以描述论断。我对于杜牧的事迹及其作品，虽然曾经用过些工夫，但是学习理论很不够”，明显带有六十年代思想改造的痕迹。万曼的《唐集叙录》（中华书局1980）和夏承焘的《唐宋词人年谱》（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情况也类似。
此时，有两本专著开风气之先，对后来的唐代文学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本是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80），另一是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傅著对唐代二十七位以中小为主的诗人生平、交游作出考订，其中象司空曙、戴叔伦等过去很少有人触及。这本著作的价值不仅在于资料丰富、论证周严，填补了文学史上的一些空白，更主要的是在于以下三点：一是纠正了一种研究偏向，指示了一个新的研究范式。如对大历诗人，在五、六十年代的研究中，是作为盛唐精神的倒退、形式主义的代表而被否定的。《丛考》中对大历时期的诗人却用力最多，这是作者有意在纠偏，因为“过去对大历时期的诗歌研究是不够的，一说到大历诗风，往往作为形式主义加以批判，这样作未免简单化”。⑴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研究者们对大历诗人的关注，研究他们的行年、作品，衡估他们在盛、中唐诗风转变中的地位和作用，直至出现象《大历诗风》、《大历诗人研究》和〈论天宝至大历间诗歌艺术的渐变〉这样有分量的论著，与傅在该书中的倡导不无关系。二是在该书的“前言”中作出了一种新研究体式的设想：“以某一发展阶段为单元”，来叙述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群众生活和风俗特色，并将作家的交游、行迹、创作逐年编排于其中，以此来探讨文学兴衰的规律，从最阔大的视野来考察时代社会对文学的影响。三是倡导一种新的研究手段。作者有意识地运用丹纳的地域学说和诗人群体理论，“从文学艺术的整体出发”，通过扎实的考证论证了这批中小作家在唐代时代精神和诗歌风格形成中的作用，首开了群体研究之风。这在几十年的国门封闭和十年的极左思潮以后，当然会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从此“丛考”式的群体研究成为大陆学人颇为看重的一种研究方式，继之者有陈尚君的《唐代文学丛考》，吴在庆的《唐代文史丛考》，谭优学的《唐诗人行年考》《唐诗人行年考续编》，王达津《唐诗丛考》等。
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的价值同样不限于资料搜罗的丰富和考证的精当，（如书中对主司与通榜、制科与常科、进士与明经、省卷与行卷等皆有细密的考证，并对前人之误多有订正），更为重要的是，他倡导了一种研究唐代文学的新的思维方式，开启了在广阔文化背景下研究唐诗的先河。全书以大量篇幅从行卷的制度、历史和文化背景等方面，讨论了行卷与唐代文学发展的关系，并以诗歌、古文、传奇这三种唐代文学的主要样式来加以论证。在此以后，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王小盾的《隋唐五代燕乐杂曲歌辞研究》、《唐代酒令艺术》，戴伟华《唐代幕府与文学》，孙昌武《唐代文人的维摩信仰》，葛晓音《论盛唐文人的干谒方式》，黄正健《韩愈日常生活研究》等都是在沿着这个方向探索。
二、活跃新变期的研究成果、特征和不足
这个阶段的唐代文学研究，在学术机构的建立、学术活动的开展，学术刊物的发行，研究范围的拓展以及学术思想、研究手段等方面，与七十年代以前相比，都呈现一种飞速变化和极为活跃的态势。
1、 普及读物的大量涌现
经过了十年的“文革”饥渴后，此时古典文学的普及读物大量涌现。唐代文学方面以唐诗的选本和鉴赏类为多，其中又以唐人绝句的选本，唐诗鉴赏辞典之类为最多，每类都在三、四种以上，最多的达到十种以上。此时大陆的一百多家教育、文艺类出版社几乎家家翻印或新选、新注《唐诗三百首》，如马茂元、赵昌平《唐诗三百首新编》（岳麓书社1985），吴绍烈《唐诗三百首注疏》（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等。
出版数量当然反映社会需求。普及的唐诗读物在八十年代初的大陆大量印行，一方面反映了经过了十年“文革”的干涸后，包括知识界在内的社会大众对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渴求；另一方面，普及读物的大量需求又刺激出版社大量组织和出版鉴赏、词典、选读、注析之类的普及读物，造成此类出版物的重复和撞车，也吸引一部分研究者为利益所驱动去作这种低层次的重复而不去做深入的课题，一些精品也因此面临出版难的尴尬局面。这是八十年代后期唐代文学出版物中凡品与精品、普及与提高比例失调，九十年代以来唐代文学研究在某些领域老是徘徊难以深入的原因之一。
2、古籍整理成果丰硕。
这是大陆唐代文学研究的优长，这种优长在八十年代开始得以充分显露。
一是影印或整理、点校古本唐人总集和别集。影印中较著名的如清人董浩的《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唐五十家诗集》和《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高棅的《唐诗评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中华书局的“古小说丛刊”中的《大唐新语》，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开元天宝遗事十种》、《玄怪录。续玄怪录》等。点校整理中对选本要求更精、更注意汇集各本之长，也更注意系统性。古籍出版的南北两重镇北京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都对唐人别集出版分别作了系统的规划。北京中华书局编辑了一套《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其中唐代部分的如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诗歌集解》，顾学颉点校的《白居易集》等。上海古籍出版社则分别针对唐代的大家和中、小家出了两套丛书：一是收集大家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其中的唐代部分如瞿蜕园、朱金诚的《李白集校注》，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等；另一是“唐诗小集》，专门选择唐代诗人中作品流传不多，但在思想艺术上又别具一格的中小诗人如王绩、杜审言、贺知章、钱起、王之涣、卢纶等，或一人一册，或几人合成一册，在五年内出版了三十多位作家小集，尽管其中良莠不齐，但对开拓唐诗的研究领域，当时还是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除了上面的两家出版社外，一批质量较高的笺注或集注本也在全国陆续面世，其中象张蓬舟的《薛涛诗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詹锳主持的《李白全集编年校注》等。
二是对前人的资料进行考证、辑补、汇编、索引。辑补方面的如王重民的《全唐诗外编》（全二册）（中华书局1982），孙望的《全唐诗补逸》，童千养的《全唐诗续补遗》；考证方面如岑仲勉的《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唐诗人行年考》（续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1987），郁贤皓的《李白丛考》（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李从军《李白考异录》（齐鲁书社1986），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中华书局1987、1989）等。资料索引和汇编方面有傅璇琮等的《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中华书局1982），河南大学唐诗研究室的《全唐诗重篇索引》（河南大学出版社1985），《全唐诗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82），马绪传《全唐文篇名目录及作者索引》（中华书局1984），刘进宝《敦煌学论著目录》（1909--1983）（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张万起的《新旧唐书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等。如此大量的前驱性和基础性工作，为八十年代唐代文学研究的活跃和新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3、一批重要的传论、专论、通论开始出现
随着资料汇编、作品编年、笺证的问世，年谱、评传也随之而来。此间比较重要的有：王拾遗《元稹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白居易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傅璇琮《李德裕年谱》（齐鲁书社1984）；金启华《杜甫评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董乃斌《李商隐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卢渝《王维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刘光裕《柳宗元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左云霖《高适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杨柳《骆宾王评传》（北京出版社1987）；陈贻焮《杜甫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另一类就是专论、通论。反映出研究者眼光和深度的专著有：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陈幼石《韩柳欧苏古文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任半塘《唐戏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唐声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4），姜亮夫《唐宋诗论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唐圭璋、潘君昭《唐宋词学论集》（齐鲁书社1985），屈守元、卞孝萱《刘禹锡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吴熊和《唐宋词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等。
4、 研究方法上开始新的尝试。
随着此时国门的打开和一些西方新学科和研究方法的引进，有的研究者开始不满足于单一的作家作品论以及考据、笺证、年谱、辑佚等传统的研究方式，符号学、语义学、接受美学、文艺心理学、结构主义、审美发生学等新学科，比较研究、文本分析、心理分析、定量分析、范式论、系统论等一些新方法在研究者对此缺乏充分了解，整个社会心理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匆匆进入唐代文学乃至整个古典文学研究领域。1983年7月，《文学遗产》、《文学评论》、《语文导报》、《天府新论》等几家有影响的或前卫的刊物在杭州联合召开“中国古典文学宏观研究讨论会”，可以说是这个时期方法论上一次集中的检讨和探索。会上把“宏观研究”的对象分为“特征研究”、“规律研究”、“关系研究”三大类，并探讨了以心理分析、比较文学、系统论、结构主义等新方法来研究古代文学的可行性。这次大型的新方法研讨，尽管存在着理论准备不足、运用上没有很好地消化吸收等弊端，但它发生在国门几十年封闭之后的思想解放之初，至少是敢于进行尝试的理论勇气还是值得肯定的，同时，它对拓展研究者的视野和采用新方法的兴趣，也起了一定的鼓舞作用。八十年代跻身于唐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些年轻学者，如董乃斌、傅绍良、程国赋、蒋寅等人，就是以他们采用新视角或新方法的论著，从而奠定了他们在唐代文学中的研究方向和学术地位的。
对于80年代新方法的引进和运用，在尘埃落定以后，基本上有两种评价：一种是认为所谓运用新方法只不过是“套用新方法，滥用新名词，以文饰其浅陋”，而且败坏了研究风气，“以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学界有一部分人，仍热衷于撰写虚空、浮泛，徒有方法之新颖，而无突破之实质的文章”。这部分学者认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必须立足于经过千年历史考验的传统治学方法，不必盲目崇洋”。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前些年的新方法热虽负面影响较大，但传统的研究方法也必须变化，必须寻找新的研究方法才能适应世纪的新变。他们认为，长期以来，我们很大一部分的唐代文学研究论著观点内容重复、论点相似、手法陈旧，在低水平上徘徊而无实质性的突破，这正说明我们的研究者是多么需要更新观念、改变研究思路和手法，“而域外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正好可以使我们打破学界封闭多年后形成的千篇一律的研究模式，可以为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注入新鲜的血液，使之生生不息，亘古常新”。⑴
5、组织上的整合与导向
在这方面，唐代文学学会及李白、杜甫、韩愈等研究会以及北京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起了较大的作用。唐代文学学会1982年5月在西安成立，使大陆的唐代文学研究者得以结成一个方队，集中对一些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或相互配合，共同完成一些课题。该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年会，至今已开了十一次。年会除了集中展示两年来大陆唐代文学研究成果外，还就一些问题集中进行探讨和交流。唐代文学学会有两个出版物，一是与陕西师大文研所（1989年后又加上广西师大出版社）合编的《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83年以来每年一本（有时是两年合刊），介绍唐代文学一年以来的研究情况，设有“纪事”、“研究情况综述”、“论文摘要”、“新书选评”、“国外研究动态”、“论文论著索引”等栏目，八十年代共出版了六辑，240多万字。（到2000年共出了12辑，458万字）。另一是与西北大学合办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唐代文学论丛》（1988年以后改称《唐代文学研究》，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主要刊登唐代文学方面的论文，八十年代共出版了十一辑，刊载各类文稿450多篇，近300万字。（到2000年共出了十七辑，近800万字）。象这样系统的出版本学科论文集，二十年坚持不断的，学会出版物中到目前为止也仅此一种。一些负有使命感的专家学者通过学会的年会或刊物，发表他们对唐代文学研究现状、发展趋势的思考和建议，对唐代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起着保证和导向的作用。
6 、敦煌文学研究有新的进展
中国的敦煌文学研究始于20年代罗振玉、刘复、许国霖等人，到了五、六十年代，敦煌文学研究主要是汇集、校录、整理这类文献整理工作，先后出版了王重民的《敦煌曲子词集》、《敦煌变文集》，任二白《敦煌曲校录》，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以及张次青的《敦煌曲校臆补》、蒋礼鸿《敦煌词校议》等。“文革”前后的十多年间，敦煌学研究同其他的古典文学研究一样，荒芜停滞。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敦煌文学研究又重新起步：1983秋在兰州召开了“文革”后全国首届敦煌学术讨论会；1984年10月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成立。自1983年以来，敦煌研究院先后举办了五次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敦煌吐鲁番学会举办了六次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创办了研究敦煌学的专门刊物《敦煌研究》和《敦煌学辑刊》，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和甘肃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室还编印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通讯》和《敦煌文学研究情况交流》，为敦煌研究做信息传递和联络工作。此时大陆的敦煌文学研究在五、六十年代汇集、校录、整理敦煌残卷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整理，从而更加系统、更加全面。八十年代汇集整理出版的敦煌文学研究资料和工具书有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敦煌文献资料分类类目表〉（《敦煌研究》1987。8），颜廷亮《敦煌歌辞研究论著汇录》（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高国藩〈国外敦煌学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86。4）、卢善焕〈我国台港地区敦煌学著述资料初目〉（上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通讯》84。2；84。3），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姜亮夫《莫高窟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敦煌研究院《敦煌艺术丛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北京大学古代史研究中心《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四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武汉大学历史系《吐鲁番出土文书（八册）》（文物出版社1987）、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台湾木铎出版社1982）。周勋初、陈尚君、李时人、李剑国等则为了各自的学术著作《唐人轶事汇编》、《新编全唐诗》、《全唐五代小说》和《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把目光投向敦煌写卷，从中搜寻新的资料，也使敦煌文学研究出现一个新的角度。更重要的是从八十年代起，敦煌文学研究开始从早期的原始资料整理转向结合现存的历史文献，进行深层次的、综合性的研究前面已提及的任二北的《唐声诗》和王小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即是代表。从文学研究而言，其成就具体表现在对敦煌曲子词、诗歌、变文、故事赋以及敦煌文学的综论和敦煌学研究等方面：
在敦煌文学综论、敦煌学研究 方面，有 姜亮夫的《敦煌学概论》，这是八十年代第一部关于敦煌学的专著，他对敦煌文学的范围、性质、特点作出界定，对素有争议的“变文”定义和内涵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对敦煌学研究史作了线条式的勾勒。张锡厚的《敦煌文学》则是大陆第一本全面介绍敦煌文学的普及读物，张鸿勋〈试论敦煌文学的范围、性质和特点〉则是八十年代最早的一篇关于敦煌文学的专论。作者对什么是敦煌文学，那些作品才算敦煌文学作品作出界定。除此之外，还有许维的《敦煌传奇》，柴剑虹《敦煌吐鲁番学论稿》，高国藩《敦煌民俗学》，姜亮夫的《敦煌学论集》，王庆菽的《敦煌文学论集》等。
在敦煌曲子词研究方面，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资料收集整理更为全面、系统。任二北在五十年代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1972年起，即开始着手编集《敦煌歌词总编》，198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七卷，共收歌词1221首，比作者1955年出版的《敦煌曲校录》收录的545首多了一倍多。堪称本世纪搜罗最富、带有集大成意义的一部敦煌歌词总汇。周绍良的〈补敦煌曲子词〉（《敦煌学论集》1985）首次刊布了庄严堪所藏的《维摩诘经》卷背抄录的13首曲子词。作者逐首标点、分阙，并改正了误字。张璋、黄畲的《全唐五代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列专卷收录敦煌词494首，其中“云谣集杂曲子”30首，“其他曲子词”464首。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合编的《全唐五代词》（中华书局1999）收录敦煌曲子词633首，其中正编199首，副编434首。孙其芳的《云谣集杂曲子校注》和孙艺秋的《敦煌曲子词校释》则是对敦煌曲子词进行校注。
在 敦煌诗歌研究方面，许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对400多种敦煌诗歌写本进行整理、缀接和汇校，并充分吸收二十世纪几代学人的学术成果。全书共辑录敦煌诗歌1952首（句），是到目前为止，辑录敦煌诗歌最多最全的一个诗歌辑本。刘业修根据王重民遗稿整理的〈〈补全唐诗〉拾遗〉（《中华文史论丛》1981）辑诗127首。敦煌诗歌研究则集中在对王梵志诗的整理研究上，张锡厚的《王梵志诗校辑》（中华书局1984）和〈敦煌文学研究有待深入〉一文出版、发表后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周一良的〈王梵志诗的几条补注〉（《北京大学学报》1984。4）针对张注中明显的疏误和“据文改义”处提出严肃的意见。项楚的〈〈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补正〉（《中华文史论丛》1981。4）则是对张〈校王梵志诗注〉（《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四辑）一文的失校、误校、误注及整理欠妥处进行补正。 敦煌诗歌研究的另一个热点就是对“唐人诗集残卷”及其中“马云奇诗”的研究。1977年，《文物资料丛刊》首次刊布了P。2555号写卷中的唐人佚诗72首。整理者在王重民生前录文的基础上，将其分为“佚名诗59首，马云奇诗13首”并定名为《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八十年代，学术界陆续发表了一些对此研究的论文。较有代表性的有王重民的遗作〈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中华文史论丛》1984。2），高嵩的专著《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柴剑虹的〈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伯2555）初探〉（《敦煌学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敦煌唐人诗文选集残卷（伯2555）补录〉（文学遗产1984。1983。4）、〈敦煌伯2555卷“马云奇诗”辨〉（中华文史论丛1984。2）等论文。另外就是对敦煌写本《秦妇吟》的研究。张锡厚的《浅谈敦煌写本〈秦妇吟〉》（唐代文学论丛1982。1）是篇翻案文章。认为《秦妇吟》虽表现了作者反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态度，但“是一首难得的反映唐末农民起义部分历史真相的现实主义名篇”。高国藩的《敦煌本〈秦妇吟〉新论》（许昌师专学报1987。3）也 不同意当代学者对《秦妇吟》的否定。八十年代对其他敦煌诗歌研究的论文还有谢巍对《读史编年诗》的研究（《敦煌本〈读史编年诗〉作者佚名考及其它》，江海学刊1989。6），李正宇对“叶净能诗”和“龙泉神剑歌”的研究（《敦煌文学杂考》）等。
在敦煌变文研究方面，首先是变文的定义和文体的来源存在许多争议。六十年代前基本上有郑振铎、向达、孙楷第、周绍良、程毅中五家之说，五家在解释上虽有差异，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即变文与寺庙壁画上的变相有关，两者相辅而行。至于变文文体的来源，孙楷第、王重民、 程毅中等皆认为“是在我国民族固有的赋和诗歌骈文的基础上演进而来的”，⑴“变文的起源没有直接受到、或在体裁上竟完全没有受到印度文学的影响”。⑴港台学者如饶宗颐、罗宗涛、邱镇京等及日、法、美、英等国汉学界，基本上皆与王重民等观点相近，无多大变化。但大陆从八十年代起，对上述说法有了突破。有人对变文在讲唱中是否配合相应的变相，甚至变文是否是一种文体产生了怀疑。“因为在敦煌写本中明标为‘变文’而非韵散相间体者并非个例；同时，敦煌写本中的韵散相间体又大多未标为‘变文’”⑵。牛龙菲则认为变文并不是一种文体，“‘变’与‘辩’通假，皆含有针砭过失之义”，因此“变文即是唱导化俗的‘谈辩’、‘应变’之文”⑶。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李永宁、蔡伟堂将敦煌《降魔变文》写卷与莫高窟十九个洞窟的《劳度叉斗圣变》壁画及十余种佛典进行详细对照，从而为变文俗讲与变相壁画的关系找到了比较扎实的证据。⑷
对变文具体作品的综论有周绍良、白化文编的《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舒佩实〈论变文在我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贵州大学学报》1985。4）、张锡厚〈漫谈敦煌变文的艺术特征〉（《唐代文学论丛》1984）等。专论则集中在对一些作品的考证、校勘、释义等方面，如蒋鸿礼〈关于〈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杭州大学学报》1984。2），项楚〈变文字义零拾〉（《中华文史论丛》1984。2），张金泉〈变文假借字谱〉（《杭州大学学报》1984增刊），卢善焕〈敦煌变文字义析疑〉（《敦煌学辑刊》1984。2）等。
7、唐代文学的断代史和专门史开始出现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末，只有游国恩等人的《中国文学史》、中国科学院文学所《中国文学史》和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三种影响较大的中国文学通史。从八十年代后半期起，开始出现了唐代的断代文学史和专门史，如，罗宗强的《隋唐五代文学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唐诗小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李从军《唐代文学演变史》，杨海明的《唐宋词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熊笃的《天宝文学编年史》（重庆出版社1986），周啸天《唐绝句史》（重庆出版社1987）等。
罗宗强的《隋唐五代文学发展史》是部断代文学史，也是研究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发展状况的开山之作。周啸天的《唐绝句史》是一部分体断代史，也是大陆第一部唐人绝句史专著。熊笃的《天宝文学编年史》首次对唐代文学分时段编年。
在八十年代，一些研究盛唐气象、唐诗分期、流变、文学集团、文学运动的论文也陆续出现，这为探索唐代文学的承续流变和文学史的编写做好基础性的铺垫。如傅璇琮、倪其心的〈天宝诗风的演变〉，孙琴安〈唐代七律诗的几个主要派别〉，马承五〈中唐苦吟诗人综论〉，赵昌平〈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等。
8、唐诗学开始构建
1983年，傅璇琮鉴于当时唐代文学研究的迅速发展，便在《唐代文学年鉴》上发出重视唐代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倡议，陈伯海则把这一倡议付诸实施。1988年10月，他的《唐诗学引论》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该书首次对这一新学科的内涵进行系统地考察，并对唐诗学的学科建设提出设想。到八十年代末，他主编的《唐诗书录》（齐鲁书社1989）出版。
这一时期的唐诗学单篇论文有周勋初〈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演进〉，王运熙、杨明〈《河岳英灵集》的编集年代和选录标准〉（《唐代文学论丛》1982。1），许总〈唐人论杜述评〉等。
八十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有下列一些独有的特色和不足之处：
1、学术思想上开始反思和检讨。
这已不是1977--1980年复苏阶段那种针对文革的反批判，而是对五十年代以来的古典文学研究思想和批评标准进行反思和检讨。当时发表的一些单篇论文如胡念贻的〈三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回顾〉（《文艺百家》1980），范宁〈论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规律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2），陈言〈打破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中的框框〉（《重庆师院学报》1980。2）等，集中分析了古典文学研究中以“人民性”和“现实主义”作为唯一标准所带来的三个方面的弊端：一是把鲜活的、统一的文学现象作条块分割，先剔除其中的所谓糟粕，再对剩下的所谓“精华”进行孤立的、封闭的阐述。二是根据假想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这条文学史线索，先设定一个框框，人为地排斥一些作家，划定一些思想禁区，实际上并不是事物的本来面貌。三是由于对作家、作品先作一种政治归属或思想畛域的划定，这就把一些生活放荡或有变节行为的文人排斥到研究范围之外，如明代的阮大铖和清初的钱谦益，几十年来从古代文学的研究对象中消失了。这种学术上的反思和检讨，给八十年代后的唐代文学研究活跃廓清了道路。1989年5月16日至20日，《文学遗产》编辑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和古籍所，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和古籍所在信阳联合主办了“建国四十年古代文学研究反思讨论会”，70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会上大家一致性的看法是：造成建国以来古代文学研究失误的根本原因“是‘左’的思想的干扰”。黄均认为“政治权力对学术研究的干预，研究者自身素质不高，观念上的偏颇，理论上准备不足，缺乏世界文学参照”是造成五、六十年代古代文学研究不景气的主要原因。⑴
2、宗教和唐代文学的关系研究拨乱返正，开始受到重视
八十年代前，宗教与唐代文学的关系，是个很忌讳的话题，即使在论述作家作品时不得已提到宗教信仰，其基调也是宗教是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它帮助作家逃避现实，起着毒害心灵的消极作用。八十年代 后，随着思想上的拨乱返正，佛教、道教对唐代一些作家思想上的影响和创作上所起的作用也开始客观地评价，一些作家与佛教、道家的关系以及一些诗僧、道士的行年、交游和诗作也逐渐被发掘和梳理出来。在这当中，佛教与唐诗的关系研究相对要充分一些，道教与唐代文学关系的研究要薄弱一些。其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宗教对某一作家的影响或其在作品中的表现开始客观地分析和评估，但评论的对象此时还仅限于王维、李商隐、柳宗元、韩愈、白居易这类大家及其作品。如钟来因的〈唐朝道教与李商隐〉（《文学遗产》1985。3），即是析论道教与唐代大家李商隐作品风格的关系。陈允吉的专著《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收辑了作者八十年代论唐代诗人与佛学关系的十二篇论文，涉及王维、杜甫、白居易、韩愈、李贺五位大家，立论多从绘画、佛经、偈颂等人们很少涉及的文化学角度。这类论文还有葛景春的〈儒道释结合熔铸百家的开放型思想--李白思想新论〉（《中州学刊》1986。2），隗芾〈韩愈攘斥佛教的动机和效果〉（《汕头大学学报》1988。1），李醒华《白居易的净土归宿》（《广东民院学报》1987。1）等。
二是对一些僧人生平、作品的新论。此时还只限于贾岛、寒山、皎然等影响较大的诗人和作品，如赵剑的〈贾岛新论〉首次系统地分析了 贾岛的诗歌风格、审美情趣和思想历程。对皎然的研究则集中在《诗式》上，如孙昌武〈论皎然《诗式》〉（《文学评论》1986。1），董丁诚〈皎然《诗式》浅说〉（《唐代文学论丛》（六）），申建中〈中国传统诗学的一座里程碑--皎然意境说初探〉（《文艺理论研究》1985。1）等。肖占鹏的〈皎然交游考〉（《江海学刊》1987。6）是不多的几篇对皎然生平研究的论文之一。徐庭筠的〈唐五代诗僧及其诗歌〉（《唐代文学论丛》（七））和汤贵仁的〈唐代僧人诗和唐代佛教的世俗化〉（《唐代文学研究》（一））是仅见的两篇综论唐代诗僧及其诗作的论文。前者涉及寒山、拾得、贯休、齐已、灵一等著名诗僧的生平和诗作，以及他们思想、行为的世俗化倾向；后者对诗僧的得名、产生诗僧的原因进行了探寻，涉及了若虚、澹交、栖蟾等不知名的诗僧。钱学烈自1983年起，陆续发表〈寒山子与寒山诗版本〉、〈寒山诗语言研究〉等研究寒山的论文，八十年代末完成《寒山诗校注》（广东教育出版社1989），这是八十年代研究诗僧的唯一一本专著。
此时对诗僧的研究还没有普遍展开，史料的钩沉随着“大正藏”的重版和敦煌资料和吐鲁番文物资料的整理出版也刚开始启动，真正获得丰收，则要到九十年代。道家诗人及作品研究此时仅见苏者聪的〈论唐代女诗人鱼玄机〉（《武汉大学学报》1989。5）等为数不多的几篇，女冠诗人研究论文的涌现也要到九十年代。
三是受当时时代气氛和学术风气的影响，多宏观综论，多从哲学和文化背景发论。中华书局的《文史知识》杂志于1986年第十期刊出“佛教与中国文化”专号，其中周振甫的〈谈谈以禅喻诗〉、葛兆光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也谈诗的理趣〉，以及陈仲寄、张锡厚对王维、王梵志诗的赏析，皆上是在佛教在中国思想史或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这个大背景下进行的。当时出版的与唐诗有关的两本专著：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孙昌武的《佛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也都是“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在佛教与唐代文学研究上，孙昌武的通论、综论和陈允吉的作家作品专论可以算作两方面的代表。孙昌武关于佛教与唐代文学研究的专著《唐代文学与佛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以柳宗元、王维、白居易、杜牧、颜真卿、李端等唐代诗文作家为例，论述了佛教对他们思想、生活方式上所产生的影响，其诗歌的通俗化、古文的表现技巧和写法上的变化也都是佛典和僧人诗作影响的结果。作者还有单篇论文〈佛教与唐代文学〉（《唐代文学研究》（一）），〈唐代古文运动与佛教〉（《文学遗产》1982。3）等。这个时期的综论还有佟宗颐〈唐代诗僧重出甄辨〉，程裕祯〈唐代的诗僧和僧诗〉，徐庭筠的〈唐五代诗僧及其诗歌〉，汤贵仁的〈唐代僧人诗和唐代佛教的世俗化〉等。道家与唐诗方面的综论相对要少得多，只有葛兆光的〈道教与唐诗〉（《文学遗产》1985。4）等为数不多的几篇。另外，佛教与唐代文学的关系研究多为佛教与唐诗，与古文的关系只有孙昌武、刘国盈等人为数不多的几篇，与小说的关系研究此时还未起步。道教与唐代文学的关系研究更是限于唐诗。
3、中外学者的交流合作由恢复正常到日益频繁。
1978年前，大陆是个封闭的社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中外学者在唐代文学研究方面的交流和合作由恢复正常到日益频繁。一方面大陆学者走出大陆、走出国门，去海外讲学、访问和参加学术会议；另一方面，一批批海外、国外学者也来到大陆参加学术会议，交流学术成果，与大陆学者合作进行学术研究。傅璇琮等认为：“在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日益深入的当今时代，建立开放型的文学研究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我们作为古典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者，理应适应时代的需要，认真把握中国古典文学的这段外播历史，发掘其内涵，总结其规律，使之在推动文学研究现代化的壮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⑴。可见这种中外、海外学者的学术交流一开始就建立在理性自觉的基础上。从八十年代后半期起，中外、海外的一些高校间就开始互换学者，一批唐代文学教师定期去海外以文会友，举办讲座、传授生徒。缪钺和叶嘉莹《灵谿词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李华珍和傅璇琮的《〈河岳英灵集〉研究》（中华书局1992）可以说是这一时期中外学者合作研究成果的代表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和陕西师大文研所、广西师大出版社主办的《唐代文学研究年鉴》，从1990年创刊起就开设了“国外研究动态”（后改为“海外研究动态”），介绍港台及国外唐代文学的研究动态。创刊号上即刊有尹锡康〈唐代文学在苏联〉，王丽娜〈美国对李白诗歌的翻译和研究〉，董乃斌〈日本学者李商隐研究的新收获--《李义山七绝、七律集释稿》简介〉以及美国学者李珍华的〈美国学者与唐诗研究〉。以后各期均有这方面的介绍。从1991年第五届年会起，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年会就拓展为国际学术会议，每届都有一批国外、海外的唐代文学研究者前来参加并提供了一些有分量的论文，而且交流有逐年增大的趋势。
4、中、小作家及作品研究开始受到重视
从1949年以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唐代文学研究有个明显的倾向：对三、四流的中小作家研究不够。椐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所编的〈唐诗研究专著、论文目录索引〉，自1949--1981这三十多年间，有专著、专论的唐代作家仅61人，而且集中在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几个作家，杜甫一人就占总数的五分之一还强。众多的三四流作家或是被遗忘，或是只有一个逸闻的介绍或一首诗的赏析。鉴于这种情况，一些专家呼吁要重视对中小作家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唐诗小集》丛书，专门选择唐代诗人中作品流传不多，但在思想艺术上又别具一格的中小诗人为对象。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海内第一部《唐诗鉴赏辞典》中，对100多位中小诗人的生平和诗作进行了介绍和赏析，这在当时有着启发性和轰动性的效果。此时，一批对中小作家生平交游、创作成就、艺术个性、风格流派等方面的研究的论文也陆续问世，如霍松林的〈韩偓年谱〉（上下），郭殿崇〈唐徐州诗人刘商考〉（《徐州师院学报》1989。3），梁超然〈《唐才子传。马戴传》笺证〉（《广西民院学报》1989。3），刘德重〈吕温生平事迹考辨〉（《文史》27辑），吴在庆〈张祜生年辨证〉（《厦门大学学报》1985。1）等。
5、学术争论恢复正常并渐趋活跃
文学上的批评与反批评，是大陆学术界的优秀传统。这种正常的学术争论到了六、七十年代被“革命大批判”和人身攻击所代替，真正的学术争辩却死去。八十年代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和整个理论界的活跃，唐代文学中这个优秀的传统又开始恢复，并呈现活跃的态势。这种论争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是古已有之或五、六十年代就已进行过，八十年代又有新的发展，如关于唐代边塞诗的评价、李白出生地、三首清平乐的真伪，李商隐的无题诗的理解， “盛唐气象”和唐诗繁荣原因的理解等；另一种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而产生的新的争论，如李白几次入长安之争，有无新乐府运动之争，杜甫与佛学的关系，元稹与宦官的关系，《二十四诗品》作者等。这种争论有的范围较小，只限于相关的专家，有的则掀起轩然大波，引起众多媒体关注和海内外学人的重视，时间甚至长达几十年。如有关唐代的边塞诗的争论，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持续到八十年代末，全国几十家报纸、杂志卷入其中，产生了近百篇论文。直到1996年，新疆大学的苏兆海等，还在撰文探讨边塞诗的定义。
6、散文研究与唐诗相比相对滞后
八十年代的唐代古文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吴文治的《韩愈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3）、孙昌武《柳宗元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唐代古文运动通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刘国盈《唐代古文运动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陈幼石《韩刘欧苏古文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吴孟复《唐宋八大家古文概述》（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版的《樊川文集》、《皮子文薮》等唐文别集，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刘泽民点校的《陆宣公集》等，另外，刘禹锡、柳宗元、韩愈、白居易等大家的诗文选注也陆续出版，缪越的《杜牧传》、王拾遗的《白居易传》、吴汝煜的《刘禹锡评传》等作家评传中，也有对他们散文成就的评述。单篇散文涉及的范围更广一些，晚唐的皮日休、罗隐，中唐的权德舆、崔元翰，盛唐的李、杜散文也都有触及。
但是，唐代散文研究与唐文实际的文学地位相比是不相称的，与唐诗研究相比也相对滞后得多，与其他时段的散文研究如先秦散文研究相比，也有明显的不足。这种滞后一是表现在研究的对象相当狭窄。从文学集团来说，中唐古文运动研究得相对多一些，初、盛唐散文以及晚唐的小品文作家研究得就少一些，咸通十哲研究在此时段还无人提及。就以就以影响广泛的古文运动而论，韩柳讨论得要充分一些，元结、李华、独孤及、皇甫湜等韩柳前期或同期古文家则很少论及；再以韩柳而言，唐宋八大家的选本、鉴赏出得较多，韩柳散文独特的艺术特征，这种风格与他们的文学主张、与时代风尚（比如佛教的流行）有何关系？韩柳散文与欧苏散文有何不同等等研究，在八十年代都还未曾展开。就作家而言，面就更窄：除韩柳以外，唐代的一些散文大家，如张九龄、陆贽、李德裕以及号称燕许大手笔的张说、苏铤等在研究上几乎是空白。对白居易、刘禹锡等诗文大家，也往往更多地注意他们的诗作。至于从“四杰”到李商隐、韩偓的骈文更是很少有人提及。“至于唐代散文艺术的专题研究，如文体、文章风格与流派、艺术技巧、文学语言等方面，更有待于深入”。⑴
唐代散文研究的相对滞后，在当时已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王运熙就曾发出过呼吁：“多研究一点唐代散文”。
三、沉思纵深期的研究成果、发展趋势及相关争论
经过十年的活跃新变后，九十年代的大陆唐代文学研究由风起涛涌进入了深沉内敛的沉思纵深阶段。从发展趋势上看，这十年的唐代文学研究发展曲线，基本上呈马鞍型：
八十年代末到1991年是个活跃期。这个时期挟八十年代中后期火爆之势，各种学会和研究会纷纷成立、活动频繁。1988年5月在湖南平江召开“杜甫在平江”学术讨论会；6月在四川射洪召开全国首届陈子昂学术讨论会；9月，唐代文学学会第四届年会在太原召开；1989年3月，在广东韶关举办全国首届张九龄学术研讨会；1990年9月在成都草堂召开杜甫研究会第六届年会；11月在南京召开唐代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1991年4月，首次骆宾王讨论会在浙江义乌举行；5月，首届王维诗歌学术讨论会在西安召开并成立了王维研究会，“中国首届唐宋诗词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召开，“中国首届李白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马鞍山召开；10月齐己诗歌研讨会在湖南益阳召开。其间的著作和论文数量也较多，如1990年出专著73种，发表论文910篇；1991年专著59种，论文873篇，明显高于整个九十年代专著51种、论文749篇这个平均数。⑵
从1992到1995年是个低潮期。出版市场萎缩，学术刊物减少、发行量减少，著作和论文的数量明显递减。椐统计，1992年发表论文498篇，1993年论文575篇，两年专著68种；1994年专著33种，论文863篇；1994年专著21种，论文768篇。学会的活动节奏也放慢，研究会的成立渐次消歇。1992年续前期之势，还成立了韩愈研究会（8月与河南孟县）和李商隐研究会（11月于广西桂林、平乐），到1993 年8月在广西柳州成立的柳宗元研究会就已成为绝响，在此以后，再无新的唐代作家研究会成立。
从1996年到二十世纪结束是复振期。表现出的状况更为复杂多变。从数量上来看，这期间著作和论文数都有大幅度的增加：1996年专著85种，论文801篇；1997年专著70种，论文703篇；1998年专著69种，1999年专著64种。但由于商品大潮的冲击，部分研究人员开始趋时，不愿意再做那种既消耗时间又费力气的辑佚、笺注、考辨之类基础性扎实功夫，甚至在普及类读本中连八十年代的那种赏析文字也不愿多写，仅选些诗文，加几句评语就匆匆推出。出版界中有些人干脆把不存在版权和稿费的古本拿来重排或直接影印出版；第二出版渠道的盗版之风更加盛行。为了迎合公款消费，编大型的“集成”“大全”“大观”之类的丛书越来越成为时尚，而且分类的名目越来越花样翻新；或按人物，如僧人、道士、妇女、名臣、名将、帝王出个全集；或按情感、事类如思亲、怀乡、交游、战争、爱国来编“大全”；或按物类，如山水、亭阁、花草来编“集成”。因此，比起八十年代，出版物的数量虽有所增加，但相对质量却有所下降。
值得庆幸的是，面对商品大潮的巨大冲击，古代文学研究所呈现的普遍疲软态势，中国学者的传统品格又一次迸发出绚烂的火花，他们又一次在固守和坚持。但此番的固守和坚持，不同于五、六十年代那种政治压力下的学术品格的固守和抗争，相反却是在政治宽松，自由度、选择性加大的情况下，人生追求上的自持和把握。 “千淘万沥终辛苦，狂沙吹尽始见金”，正是这种执着的自持和把握，使九十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成为繁华摇落后的虬劲，百川汇聚后的深沉。
与八十年代相比，九十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集中表现出以下特征：
1、 文献资料的辑佚整理、索引编目与八十年代相比，持续的时间更长，有时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因而更带有总结性质，更加大型化、系统化。
陈尚君等人的《新编全唐诗》已经过了十年多的努力，目前仍在进行之中。已经出版的曾昭岷、王兆鹏等人的《全唐五代词》，也经过了近十年的时间。与八十年代相比，九十年代文献资料整理已遍及诗歌、小说、散文、词曲、笔记等各种体裁，总集、资料汇编、辞典索引、补编补遗、集解汇解、地理方志等各种门类，而且大型、全面、系统，更带有学术总结的性质。如唐人小说方面资料总集有王汝寿的《全唐小说》（山东文艺出版社1996），李时人《全唐五代小说》（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上下）（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方积云、吴冬秀《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92），中华书局还于1994年推出一套《历代史料笔记丛书》，其中有唐人笔记《明皇杂录》、《东观奏记》、《隋唐嘉话》、《朝野佥载》、《大唐新语》六种。诗文总集方面有陈尚君的《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吴纲《全唐文补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周祖譔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隋唐五代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1），陈抗、林沧等人的《全唐诗索引》（高适卷，李商隐卷，刘禹锡卷，杜牧卷，王维卷，韩愈卷，岑参卷，孟浩然卷，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卷）（中华书局1994）。诗文别集方面有裴斐的《李白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吴企明的《李贺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林继中《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等。文史地理资料有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隋唐五代》（北京师院出版社1993），郁贤皓、陶敏《元和姓篡（附四校记）》（中华书局1994），周勋初《唐人佚事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天津古籍出版社《隋唐五代墓志汇编》（1992），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等。
2、别集的疏证、笺校、编年、考论由于出版的艰难而出现了一批精品。
中国有句古老的格言叫“艰难困苦，玉成于汝”，很能说明大陆九十年代唐人别集研究出版情形。由于研究经费的短缺和出版业的价值取向，研究者不愿选择这类课题，出版业也不愿做这类出版品。所以一旦出版，总有其独到之处，一般说来都是精品，而且比起八十年代的同类出版物，积蓄的时间更久，资料的收集更为丰厚。以钱学烈的《寒山拾得诗校评》为例，八十年代初，作者的硕士论文即是《寒山诗语言研究》，自1983年起，陆续发表《寒山子与寒山诗版本》等论文，八十年代末完成《寒山诗校注》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当时虽属填补空白之作，但疏漏错处不少。作者从1993年起开始对该书进行补正，并利用出国讲学之机，搜集了港、台、日、韩等一批海外资料，1996年和1997年又两次去浙东天台山寒山故地考察。1998年出版的《寒山拾得诗校评》（天津古籍出版社），可以说是著者近二十年寒山研究成果的一个集结，比起八十年代的《寒山诗校注》，更精当一些，也更丰厚一些。
类似的笺证、校注还有：刘衍《李贺诗校笺证异》（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项楚《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康金声《王绩诗编年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贾晋华《皎然年谱》（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王定璋《钱起诗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傅义《郑谷诗编年校注》（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张志烈《初唐四杰年谱》（巴蜀书社1993），祝尚书《卢照邻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刘开扬《岑参诗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1995），张锡厚《敦煌赋校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潘慧惠《罗隐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96），詹锳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钱仲联、马茂元《韩愈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陈铁民《王维集校注》（中华书局1997），罗时进《丁卯集笺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等。
类似的考订还有：吴汝煜、胡可先《全唐诗人名考》（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阎文儒、阎万钧《两京城坊补考》（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韩理洲《唐文考辨初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三秦出版社1995），吴在庆《唐五代文史丛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吴在庆《唐五代文史丛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佟培基《全唐诗重出误收考》（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周勋初〈唐人笔记小说考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1996），陈国灿、刘健明《全唐文职官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等。
近年来，对资料考证在唐诗研究中的位置，以及如何看待资料考证和理论研究的关系，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九十年代的古典文学研究界有股“考据至上”和“制谱成风”的“私人化”倾向，他“是二十年代‘整理国故’思潮的回流”，“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穷则独善其身’隐逸心态的现代变种”。前者是“一味以考据自娱，不以解决有价值的问题为目的，不以研究的‘有效性’为准则，而是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标榜自身‘博闻多识’，这正是典型的私人化心态”；后者则是“热衷于为一位位大大小小的文学家编制年谱，排比他们的陈年往事、仕迹交游、作品系年，并以此为终极目的”。论者认为这种‘私人化’倾向“不仅消解了主流主流意识形态”，也“从根本上斫丧学术的生命”。⑴尚永亮在唐代文学第九届年会上代表第一组的发言中则强调“要重视研究中的理论创造。理论创造是学术研究的生命，没有理论创造的研究是难以将学术推向深入的”，“这种研究，要比就某一偏僻问题作点小考证困难得多，也有价值得多。真正的学者不应避难就易，只著书不立说”⑴。杜晓勤在同期年会中代表第二组发言则认为；“资料考证与理论研究，各有所长，目前都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二者并不是互相排斥、有高下之分的”，“如果能兼善并济，在考证的基础上再进行理论思考，则会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⑵。
3、专论和通论方面的论著与八十年代相比，给人一种铅华洗尽、瘦峭精劲之感。
一是专论更加精深，更多新见，在标新之际也有着更深层的思考 如刘学锴《李商隐诗歌研究》是继作者和余恕诚合作的《李商隐》、《李商隐诗选》、《李商隐诗歌集解》之后独立完成的一部专著。全书分为“本体篇”、“源流篇”、“研究史篇”、“考辩篇”、“余论篇”五大部分，涉及到对李诗的本体、源流研究（内中又有与樊南文的交叉研究）、李商隐诗歌研究史和行年考辩，可谓博大精深。既动用了作者在二十多年来李商隐研究中的丰富积累，又有所发展和创新。作者和余恕诚合著的《李商隐文校注》亦在200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更是李商隐研究的拓新。
二是论通涉猎的范围更广，更多了一些文学史海的钩沉和思考方式上的创新。蒋寅《大历诗人研究》以其硕士论文〈戴叔伦研究〉和博士论文〈大历诗风〉为基础拓展加深而成。作者以地域文化和诗人群体为切入点，对刘长卿、 “大历十才子”、皎然、吴筠等三十多位大历诗人的家世、生平、创作道路和文学风格的形成、流变，一一作了考索和析论。其中新见迭出，象包佶、陆羽等人的生平创作考证都是填补空白的开创性之作，不仅在唐诗研究史上有很大意义，对中国财政史、茶叶史、经济史研究也是贡献多多。类似的还有吴在庆的〈咸通十哲之论〉（《中州学刊》1992。6），钟优民《新乐府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陈铁民《王维新论》（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胡先可《杜牧研究丛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李华珍、傅璇琮《河岳英灵集研究》（中华书局1993），王拾遗《元稹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储斌杰《白居易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朱金城、朱易安《李白的价值重估》（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5》，肖瑞峰《刘禹锡诗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卞孝萱的《刘禹锡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等。
我们要把握唐诗的总体风貌、时段特征，了解唐代文学诗歌、散文体及小说等的流变规律，这种作家群体研究、流派研究、分期研究等通论式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而这种通论研究又必须建立在深入独到的作家研究以及体式、创作流程的研究之上。现在的问题是，类似上述的精到和富有独创性的专论和通论还太少，某某类诗选，某某类大全之类的“选集”和“全集”却太多。有些名曰专论却并不专深，通论也显得空洞浮泛，“臆测、假想成分多，真正能说明问题的过硬材料少”，“有些考证文章没有一条新材料，却冠以‘新考’、‘新说’、‘新探’”，⑴ 我们常抱怨没有精当的唐代文学史和体裁流变史，除了文学史料的发掘和研究仍嫌不够外，也与缺少有眼光的专论和通论有关。
4、九十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趋向是朝横向拓展和纵向深入。
所谓横向拓展一方面是指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在对象研究上，除了李白、杜甫、王维、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贺、李商隐等大家继续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外，中小作家研究也普遍展开，还专门召开过张九龄、骆宾王、陈子昂、胡曾等人的研讨会。李百药、李治、郭元振、权德舆、玄装、綦毋潜、皇甫冉、吕温、可朋、窦群、牟融、李廓、薛逢、方干、郑嵎、鱼玄机、李洞、郑遨、崔致远、胡曾、徐寅、孟宾于等过去很少触及甚至没有触及的小家也开始了研究。如翟传增〈郑遨及其创作〉（《河南大学学报》1997。5），吴在庆〈关于方干生平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1997。4），汤华泉〈刘珂生平事迹考辨〉（《古籍研究》1995。4）等。在研究类型上，从传统的诗文和唐五代词研究扩大至唐赋和骈文甚至戏曲研究，如霍松林〈论唐人小赋〉（《文学遗产》1997。1），许结〈论唐代赋学的历史形态〉（《南京大学学报》1996。1），莫道才〈骈文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广西师大学报》1990。4），等。小说方面也不只注目于传奇，国史、笔记、轶事、志怪等体类的作家作品研究，总体特征和流变史的研究也已经开始，如程国赋《唐代小说嬗变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周勋初〈唐代笔记小说的内涵及特点〉（《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1995。2）等。文学理论方面也不再仅关注诗歌理论，诗韵、诗式、诗格研究在这一时期的成果更特别引人注目，如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曹大中〈齐已〈风骚旨格〉十体臆说〉（《益阳师专学报》1995。1）等，有关《二十四诗品》作者的真伪之争更是人们关注的论题。
横向拓展的另一种内涵是指涵盖面更为广泛，更注意整体的、宏观的把握。对一个作家的研究，不仅注意其主要的创作成就，也考索他其他方面的创作情况，力求呈现一个作家的全貌，如对李商隐，不仅注意《樊南诗集》，也开始研究《樊南文集》，并编辑出版了《李商隐资料汇编》。研究张九龄、皇甫湜的诗作，也注意他的文；研究李德裕的文，也注意他的诗，这都使研究的视野更为宽广，思考空间的自由度更大。同时，研究者在对史料作深刻的发掘和全面把握的基础上，更注意一种历史文化的横向思考和人文精神的总体探究，这是更为重要的一种横向拓展。余恕诚的《唐诗风貌》（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1998年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时改为《唐诗风貌及文化底蕴》）即是成功的一例。这部论著所讨论的实际上是两个方面问题：一是唐诗的总体风貌以及各个阶段的风格特征；二是形成这种特征的唐诗本身及外部诸因素，其中谈到的民族精神变迁和地域文化差异，强调了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这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的，即使注意到也似不及此论深刻，因而弥足珍贵。类似的论著还有尚永亮的《浪漫情怀与诗化人生--唐代文人的精神风貌》、《科举之路与仕宦生涯--唐代文人的仕宦生涯》（台湾文津出版社2000），赵克尧〈盛唐气象论〉（《复旦学报》1991），孙昌武〈唐诗与文化积淀〉（《天津社会科学》1994），林继中〈由雅入俗：中晚唐文坛大势〉，刘尊明、王兆鹏〈本世纪唐宋词研究的定量分析〉（《湖北大学学报》1999。5），胡涛〈大唐风度--唐代文人心态与诗境〉等。
所谓纵向深入包括本体研究的深入和研究层面的深入。
以本体研究而言，无论是作家生平、作品内容还是作家群体、流派乃至文学体裁、时段研究，都在向纵深发展。过去人们研究李贺的诗，往往着眼于贺诗的荒诞，色彩的浓重和死亡意识，冯芝生的〈李贺诗韵考〉则从贺诗用韵的独特视角来探讨贺诗风格；人们论及盛唐诗风的形成，往往归功于国家的统一、南北诗风的融合，杜晓勤的〈地域文化的整合和盛唐诗歌的艺术精神〉（《文学评论》1999。4）则从地域文化理论出发，认为当时实际上存在着江左文化、山东文化和关陇文化三大块，而盛唐诗风正是这三大块互相碰撞、互相融合的结果，这都使作家研究和时段研究更为深入。在群体研究中，尚永亮的《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赵昌平的〈吴中诗派和中唐诗歌〉，臧清〈论唐末诗派的形成和特征--以咸通十哲为例〉，胡可先〈吴富体考论〉（《唐代文学研究》第十辑），李中华〈晚唐“三十六体”辨说〉（《唐代文学研究》第十辑），贾晋华〈《汉上题襟集》与襄阳诗人群研究〉（《唐代文学研究》第十辑），陈铁民〈论律诗定型于初唐诸学士〉等，或是对一个历史上确实存在，但过去很少注意甚至没有注意的诗歌流派进行发掘，做一些开拓性的工作；或是从诗歌的艺术形式和表达方式来探讨唐诗的流变历程，从而把群体研究和总体研究引向纵深。
就研究层面而言，开始把关注的焦点由外向内，由作家的生活时代、生平事迹研究和作品思想价值评估、艺术特色描述等本体研究，深入作家心灵世界，探讨其创作动机、情感变化和心路历程。如董乃斌《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将对李商隐的行年考辨、作品内容风格析论转移到诗心的探求上来。作者在书中不但强调将李商隐放在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纵轴和他所处的时代横断面，所构成的立体坐标图系上来考察，更多的是对作家心灵世界进行了一系列颇有新意的探索。孟二冬的〈论中唐诗人的审美心态和诗歌意境的变化〉（《文史哲》1991。2），比较了中唐诗人与盛唐诗人在主观情景、艺术趣味、审美标志、境界追求上的不同，以及这种审美心态的变化与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特质之间的关系。类似的论著有王东蕾〈长吉心态新识〉（《河北师院学报》1991.3），王蒙〈混沌的心灵场--谈李商隐无题诗结构〉（《文学遗产》1995。3），尚永亮〈冷峻：柳宗元审美情趣和悲剧生命的结晶〉《江汉论坛》1990。9》，全五德〈一位正直而软弱的诗人--王维心态探微〉（《长沙水电师院学报》1990。1）等。
尽管我们在上述两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但是，无论是横向的拓展还是纵向的深入，做的都还远远不够。而且学者们对此的认识也不尽相同。最近，有的专家对如何处理大家与小家的关系提出不同的看法。袁行霈认为“研究的布局有待进一步调整，要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大作家和一流作品，并用大作家和一流作品的突破性研究成果来带动整个文学史学科的发展。文学史研究方法的改进也要靠大作家和一流作品的创新性研究来示范”。⑴陶文鹏认为：“从研究课题来看，唐诗中的小家或以前不被重视的诗人越来越多地纳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这是可喜的；然而对唐诗的大家、名家的艺术研究，除了李商隐研究收获最大，白居易、刘禹锡研究也有一些新成果外，对于李白、杜甫、王维、韩愈、韦应物、刘长卿、孟郊、柳宗元、李贺、杜牧、温庭筠、韦庄等人的研究论著不多，也很少能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开掘”，因此他认为要加强唐诗的艺术研究⑵。郭英德则把对一些小家的研究称之为“小题大做”，他认为“九十年代以来，古典文学界盛行一种风气，研究者在‘小题大做’的标榜下，不惜其‘小’地深挖细掘，把沉寂了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一些藏在历史旮旯里的小作家、小作品都拿出来捣腾一番，且美其名曰‘填补文学史空白’”。郭氏认为没有空白的文学史是不存在的。因为文学史不仅是“文学记忆”的历史，反过来也是文学遗忘的历史。“那些被历史遗忘的作家、作品，并不仅仅因为其小，更重要的是因为在历史上价值不高。在历史价值的筛子中，它们被无情地筛掉了，这是一种历史的公正”。他认为要填补空白“必须有一个无可置疑的条件，那就是这些作家、作品应具有被前人忽略，但却不应该忽略的价值。‘小’要在‘大’的坐标系里去衡定他的价值”⑶。但从九十年代的研究现状来看，“大家” 仍是研究者们重点研究的对象，论文和专著也相对集中在十多位大家身上，而对中小家研究的文章并不多。唐代有3000多位诗人，目前我们研究到的包括接触到的不到150位。以中唐而言，曾被高棅称为“中唐之再盛”，可以说是作家众多，流派纷呈，但研究者的目光专注的仍是韩愈、白居易、柳宗元等几位大家，这从九十年代大陆地区学术刊物上，中唐文学研究论文中几位大家所占的比例即可看出：⑴
时间文章总数韩愈 柳宗元白居易李贺 刘禹锡五人合计及占%
1990226 40.18% 33.15%37.16%18.8%22.10% 150.67%
1991181 29.16% 30,17%44.24%16.9%14.8%133.74%
1992132 23.17% 8.6% 33.25%16.12% 4.3% 84.63%
1993138 25.18% 24.17%27.20%15.11% 5.4% 96.70%
1994209 28.13% 37.18%35.16%17.8%8.3% 125.58%
1995177 2715%17.10%31.18%11.6%14.8%100.57%
1996186 21.11% 18.10%42.23%25.13% 16.9%122.66%
1997175 23.13% 23.13%43.25%28.16% 11.6%128.73%
1998191 32.17% 36.19%36.9% 15.8%14.8%133.70%
从上表可以看出，研究文章最多的依次是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李贺、刘禹锡这五位大家，其研究文章要占九十年代中唐作家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而中唐作家何止千人。其它几个时段的状况也基本如此，盛唐时段更是集中在杜甫、李白、王维三人身上，以九十年代后期为例：
时间文章总数杜甫 % 李白 % 王维 %三人合计及占%
1996282 107.38%72.26% 40.14%219.78%
1997230 91.40% 54.23% 31.13%176.76%
1998207 90.43% 64.31% 34.16%188.91%
现在的问题是：对大家的研究并没有全面铺开，就研究的作品而言，所研究的往往只是这位大家作品总量的极小一部分，且是人们熟知和乐道的那一部分，有媚俗之嫌而少开拓精神；从研究层面上看，鉴赏多、选注多、介绍多、描述性的表达方式多，而艺术研究少。
5、唐诗学论著增多
比起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唐诗学研究出现了以下新的特征：
一是有了理论上的建构和操作方面的整体思考。陈伯海在八十年代出版的《唐诗学引论》中曾首次对这一新学科的内涵进行系统地考察。到了九十年代，他在八十年代实践的基础上，对唐诗学建构提出了整体的设想和具体的实施步骤：第一步先采集收录有关唐诗学的书目文献，摸清“家底”；第二步循书目对历代评论唐诗的资料进行整理分类成几种资料性的书；第三步进行唐诗学的理论建构。⑵目前进行的大概是第二阶段，陈氏主编的《唐诗书录》（齐鲁书社1989），《唐诗评论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全唐诗汇评》（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以及专著《唐诗学引论》俱已出版，其唐诗学史稿尚在撰写之中。朱易安的《唐诗学史论稿》也有着理论建构上的整体思考。该书的首章就是“略论唐诗学史的建构”，分述了唐诗学的存在基础、形成的文化背景及其意义，唐诗学的研究体系和建构，唐诗学批评方法的渊源和传承等理论上的思考。
傅璇琮等人则对包括唐诗学在内的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作出整体思考。他们认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历代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的发展、演进过程的研究，即古典文学史研究，另一是对历代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的研究的研究，即古代文学学术史研究。目前的现状是研究者们较为关注古典文学史研究而漠视古典学术史的研究。作者认为，科学的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应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文学资料的整理和考订，用校勘、标点、辑录、考证、笺注等方法编辑文学作品的总集、别集、选集、注本、译本，编纂文学家词典、文学书录、作品提要、文学典籍索引等工具书，撰写作家传记、年谱考证本事和作品系年；第二个层次是文学现象的记述和评论。包括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作家集团、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的专题研究，文学样式、文学题材的专题研究及文学鉴赏等；第三个层次是文学规律的探索和总结，即对各种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性质、特点及内在联系进行分析、阐释、批评，对断代或通代的文学运动过程作高屋建瓴式的描述，与其它学科作交叉研究或自身的比较研究，进行文学方法论研究，在文学现象和文学规律的涵泳中提升出文学观念、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⑴。郭英德、谢思炜等并依此理论编撰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中华书局1995）。全书分为八章，分论从先秦到清后期的文学研究情况。其中的隋唐五代部分分为“背景和特点”、“文学观念”、“文献整理”、“诗歌研究”、“文学史研究”五个方面。
二是唐诗学资料整理的涵盖面更为博大，往往是多位学者通力合作而成。陈伯海主持的“唐诗学系列研究”包括《唐诗学引论》、《唐诗书录》、《唐诗评论类编》、《全唐诗汇评》四个子项目，共400多万字，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华东师大、上海师大、上海教育学院、湘潭大学的近20位专家通力合作完成。周勋初的《唐诗大辞典》更是集结了80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全书共设辞条6200余条，其中诗人条目3900条，比清编《全唐诗》的作者多出1700人，这当中还不包括在选目中剔除的《全唐诗》中误收和滥收者。
三是对近百年的唐代文学研究给予较多的关注并开始总结。近百年来的唐代文学研究，无论是研究道路之曲折，研究者精神之坚韧，研究观念变化之巨大，研究手段之多样和研究成果之丰硕，都堪称空前，而大陆近二十年来的唐代文学研究成果，更是近百年来最辉煌的一个时期。进入九十年代后，鉴于正处于新旧世纪的交接期，因此，或是总结本世纪，或是总结大陆五十年来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唐代文学研究的成果，研究其不足，探讨未来的走向，就成为这个时段唐诗学研究中一道风景。研究总结近百年来唐诗研究状况的有文学遗产编辑部、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编的《百年学科沉思录--二十世纪古典文学研究回顾与前瞻》（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王瑶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论文有胡明的〈关于唐诗--兼谈近百年来的唐诗研究〉（《文学评论》1999。2），徐公恃〈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近代化进程略论〉（《中国社会科学》1998。2），陈友冰〈五十年来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比较〉（《文学评论》2000。6），〈台湾五十年来唐代文学研究述论〉（《文学遗产》2001。2）等。
由于近二十年是唐代文学研究成果最丰、最辉煌时期，又面临本世纪结束和向新世纪过度，所以总结回顾这二十年成果和不足，从理论建设和实际操作上做好适应新世纪的准备的论文特多。如葛晓音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状的衡估与思考〉（《文学评论》1997。4），蒋寅〈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扬州师院学报》1996。2），陶文鹏的〈唐诗艺术研究的现状和思考〉（《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9》），陈友冰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十年》（上下）（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1）等。
四是从总体上看，包括唐诗学在内的唐诗理论研究还较薄弱。胡明的〈关于唐诗--兼谈近百年来的唐诗研究〉在回顾了近百年来唐诗的研究历程后认为：一切古典文学研究包括唐诗研究，大抵有两大范畴：史料的整理与史料的解释。前者追求的是文学史实的完整认知，后者注重的是文学史实的理性阐释。离开了史料的理性阐释与理论总结，中国文学史规律的探讨无从谈起，中国文学艺术的历史经验无以总结。而当前唐诗研究的现状则是作家作品的考证笺校、文献资料的集成等史料文献研究辉煌发达，唐诗发展史的阐释、唐诗学则贫弱单薄，“唐诗史料学规模完备，唐诗学还在踽踽独行，应该是改变这种格局失衡的时候了”。
五是对历代唐诗学研究，展开得很不均衡，其中有的时段研究比较集中、比较深透，有的时段则比较薄弱，甚至没有触及，如对唐人的唐诗选本，宋代和清代的唐诗学尤其是杜诗学的研究要充分一些，金元明的唐诗学研究就较少，除了少数几篇论元好问、杨慎、胡应麟、胡震亨的唐诗学和杜诗学外，其余诸家几乎未触及。宋代杜诗学研究虽较充分，出现了许总《杜诗学发微》（南京出版社1989），曹之〈宋代整理唐集考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7。1），聂巧平<宋代杜诗学论>（学术研究2000。9）等有质量的论著，以及林继中《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和张忠纲《杜甫诗话校注五种》这样的辑校本，但也还没有看到象台湾学者蔡瑜《宋代唐诗学》那样系统的专著。另外，对历代唐诗总集、大家的别集整理研究得多一些，几种《唐人选唐诗》版本，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李贺等人的研究资料汇编皆已出版，相比之下，小家资料的汇集，历代关于唐诗的时段、流派、群体研究的研究却显得沉寂，探讨和争论在唐诗学研究中还很少开展，因而从总体上来说，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于深入。
6、 唐代文学史的研究取得了进展
九十年代的唐代文学史专著林林总总，有子景祥的《唐宋骈文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赵谦《唐七律艺术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杨海明《唐宋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罗宗强、郝世锋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许总的《唐诗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杨世明《唐诗史》（重庆出版社1996），乔象钟、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许总《唐诗体派论》（文津出版社1994），阮忠《唐宋诗风流别史》（武汉出版社1997），王运熙、扬明《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木斋《唐宋词流变史》（京华出版社1997），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辽海出版社1998），阮忠《唐宋诗风流别史》（武汉出版社1998）、刘尊明《唐五代词史论稿》（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等。
九十年代的文学史研究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关于文学史的研究和编写（当然也包括唐代文学史），在八十年代实践的基础上开始了理论的思考，并发生热烈的讨论和激烈的争论，一些有影响的学术刊物如《文学遗产》、《文学评论》《江海学刊》等皆为此开设过专栏或组织过研讨会。⑴一些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或编写文学史的体会，对此发表不少有识之见。 王兆鹏认为文学作品从产生到其价值的最终实现，必须经过创作--传播--接受三个阶段，因此文学史研究也应该由目前的作家--作品的二维研究逐步转向作家--作品--传播--接受的四维研究。他以本世纪对陶渊明、李白、杜甫、陆游等著名诗人的研究为例，指出皆是以现代研究者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标准在进行定位和定性，没有揭示出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在不同时代所发生的不同作用和影响，未能揭示作家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在不同的时代的涨落变化。⑵有的研究者认为，本世纪前八十年的文学史模式基本上是“他律”，即“诗--史范式”。这种范式只注重文学外部条件，而忽视了“心灵史”，忽视了文学形式的外部动因，因而主张“建立心态文学史学”。林继中虽也承认过去的文学史是一种“诗--史范例”，但也有发展和变异。作者以闻一多对文学史的研究为例，“虽然大略说来也还是‘以诗证史’的类型，但是所重在文化，而且似乎也并不忽视心灵史”。袁行霈则认为文学史中恰恰要强调“史”， 撰写文学史应当具有史学的思维方式，要突破过去那种按时代顺序将一个个作家作品简单地排列在一起的模式，应当注意“史”的脉络，清晰地描述出承传流变的过程⑶。章培恒则认为，目前只有在中国文学史的宏观研究上取得较大的突破，才能在总体上推动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进展，这种宏观研究包括文学观念的检讨，马克思主义的坚持，文学史分期的确立，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分界的打破等。章氏还认为，宏观研究必须建立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就许多课题来说，倘若微观研究不充分，宏观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就含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⑷
至于文学史的研究方法，钱志熙认为可分为基本方法和具体方法两种。“基本方法为审美、历史、逻辑这样三种”，具体方法包括“近年来人们所引进的文本批评、母题研究、接受美学乃至熵的理论、耗散结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一系列新方法”。⑸李建新认为文学史研究的传统方法是历史学、文章学、社会学三种，缺的是“文心搏动、是理论建构、是文学精神”，要想在研究上创新，就必须引入“大文化视野、新逻辑学思路、原生态式把握、形式主义细读、审美心理学分析等”新方法。⑹关于文学史的分类和编写，更是呈现一种众说纷纭的态势。邓敏文将编写的类型分为八种：综合性的文学通史，综合性的文学断代史，专题性的文学通史，专题性的文学断代史，分体性的文学通史，分体性的文学断代史，地方文学史，民族文学史⑺。罗漫则把非通史类的文学史分为十二类：分体文学史、断代文学史、分体断代文学史、流派文学史、区域文学史、民族文学史、妇女文学史、风格文学史、美文文学史、结构文学史、编年文学史、文学思想史、文学批评史。他还预测会出现九种文学史的新类型：批评文学史、计量文学史、中外文学交流史、原型文学史或题材文学史、哲学文学史、美学文学史、社会学文学史、宗教文学史、文化文学史⑴。
二是有的学者对此有系统的思考和长远的准备，在作家、作品研究和时段、流派研究中注意其承续和流变，先用系列的单篇论文方式逐步反映其研究成果，然后在此基础上综合和重构。余恕诚继《唐诗风貌》对唐诗横向剖析之后，又开始对唐诗发展进行纵向寻绎，近两年陆续发表有〈晚唐两大诗人群落及风貌特征〉（《安徽师大学报》1996。2），〈初唐诗坛的建设与期待〉（《文学遗产》1996。5），〈李商隐诗歌的多义性及其对心灵世界的表现--兼谈李诗研究方法的问题〉（《文学遗产》1997。2），〈从李白到李商隐〉（《中国李白研究》1998。10），〈诗歌：从韩愈到李商隐--兼谈文学演进中的穿透和位移现象〉（《文学遗产》1999。4）。许总继1994年的《唐诗史》之后又发表有〈论元和诗歌变态美特征的形成和走向〉（《云南社会科学》1996。1），〈唐诗历史进程与存在方式之重构〉（《社会科学辑刊》1996。2），〈论唐末社会心理和诗风走向〉（《社会科学战线》1997。1）等，专门探讨唐诗流变的架构及美学特征。
三是出现了以流派、流变、艺术风格等内在特征为划分标志的文学史。如刘扬忠的《唐宋词流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阮忠《唐宋诗风流别史》（武汉出版社1997），程国赋《唐代小说嬗变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木斋《唐宋词流变史》（京华出版社1997），赵谦《唐七律艺术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等。
文学史研究和编写方面，也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差距还很大，要形成共识还有待于将来和更加深入的研究及实践。如莫砺锋就不同意“文学史学”这一提法，因为一则“即使这种研究工作偏重于理论的抽绎，也只须称之为‘文学史理论’，他仍可被包括在‘文学史’之中，根本无须画蛇添足地缀上一个‘学’字”。 二则编写文学史的历史尚不足百年，“文学史著作在学术上的进步仍是步履艰难。而文学史著作往往具有教科书性质这一事实，更使陈陈相因成为该学科的整体性缺点”，因此建立“文学史学”的条件尚未成熟。另外，莫氏对借鉴西方理论来提高文学史学科水平，和即使建立了比较理想的“文学史学”后，文学史研究能否就此出现飞跃，皆表示怀疑⑵。至于文学史的编写，也有人认为这个问题无须讨论：“文学史应当怎么写，这又何必讨论呢？你认为应当怎么写就怎么写好了”⑶。具体到唐代文学史的研究和编写来说，研究者们对唐诗史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而对唐代散文史、小说史尤其是骈文史的研究就显得薄弱一些；在唐诗史研究中，唐诗分期、“盛唐气象”、“边塞诗派”、牛李党争等问题的探讨和争论展开的比较充分，对其它时段、诗人群体、诗歌流派如初唐的宫廷诗人、晚唐的艳体诗人研究得较薄弱，对一些新的诗风、诗派的发掘，如吴在庆那样对“咸通十哲”的发掘和研究就更少；以历史演进为线索表述的多，探求其文学流变脉络和规律的少；采用传统的“诗--史范式”者多，探究作家心灵历程者少；由盛唐到中唐诗风流变研究者多，由初唐到盛唐和由中唐到晚唐如何流变探求者少；从社会学和文艺学角度做作家生平及作品分析者多，研究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心灵历程者少。因此，这方面的成绩只能说是取得了进展。
7、研究方向的多角度和多层次
九十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基本上突破了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成就三大块这种机械、单一的分析方法，注意文学与多种因素的关联，在深入到作家内心，注意其心灵历程的同时，将研究领域延伸到史学、美学、文化学、经济、艺术、哲学、神学、民俗等领域。对作家的评价，在充分占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调整视角，力求得出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结论；对作品的理解，也超越了语言的诠释和文艺学的鉴赏，扩展到民俗、社会学等方面。如果说八十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已开始向这方面的尝试，到了九十年代就运用得较为普遍，较为成熟。这当中，运用的较为成功的要数与文化学、民俗、历史与哲学、宗教的结合上。
与文化学、民俗学和史学的结合。如李浩的《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文津出版社1999）从地域文化观念出发，对与唐代文学发展有关连的关中士族史事和关中地域文化进行考论和诠释，在此基础上为唐代的关中文学定位，并对牛李党争、苏绰的文体改革作出新解。类似的还有傅绍良的《盛唐文化精神与诗人人格》（文津出版社1999），邓志方的《浙东唐诗之路》，戴伟华的方镇、使府与唐代文学的关系研究：《唐代幕府与文学》（现代出版社1990）、《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广西师大出版社1998）、《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程蔷、董乃斌的《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葛景春的《李白与唐代文化》、《李白与中国传统文化》（台湾群玉堂出版公司1991），邓小军的《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等。
佛教与唐诗研究的结合。同八十年代讨论佛学热相比，九十年代有所收敛和冷却，但也似乎更专深了一些。八十年代的研究特征一是表现为宽泛性，即是着眼于佛教与整个中国文学或中国文化的关系，这当然与当时的时代风气有关；另一是多为佛教与唐代作家、作品的关系研究。九十年代的佛教与唐诗研究出现了以下几种变化：
一是在佛教与作家作品的关系研究方面，研究者已不再满足于揭示作家思想上有哪些宗教情绪，它们在其作品中又有哪些反映。而是开始探究佛学或禅宗思想对其创作产生那些穿透，使其创作倾向如何发生位移；在作家思想上，儒、释、道是如何互动及其在不同时期、不同境遇下的不同表现，并着重于整体的把握和深层的思考。以佛教与王维的关系研究为例，阎琦的〈元和末年韩愈与佛教关系之探讨〉（《铁道师院学报》1997。3）集中考察了宪宗元和十四年至十五年这两年间，韩愈对佛教的态度由辟到近再到辟的两番变化，并分析了产生如此变化的内外两个原因。陈允吉的〈王维辋川〈华子冈〉诗佛家“飞鸟”喻〉（《文学遗产》1998.2），从王维的一首绝句入手来剖析王维诗中的佛学意蕴，不仅有实地考察，而且追溯了中国山水诗景情理结合的历程，从而赋予王维这类诗歌一个阔大的哲学文化背景。
二是研究的范围有所拓展，从佛教与作家作品间的关系拓展为同一个时代、一个时段、一种诗歌范式、一个诗歌流派、一种文学运动、文学思潮的关系，如孙昌武〈唐代文人的维摩信仰〉（《唐研究》（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2）、〈中晚唐的禅文学〉（《唐代文学研究》（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陈允吉〈“牛鬼蛇神”与中唐韩孟卢李诗的荒诞意象〉（《复旦学报》1996。3），张伯伟〈略论佛学对晚唐五代诗格的影响〉（《唐代文学研究》〈三〉1992），周春宇〈禅宗哲学与唐宋心境美学〉（《青海社会科学》1997.1），姜光斗〈论梁肃的佛学造诣及其对唐代古文运动的贡献〉（《唐代文学研究》（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张晶〈禅与唐代山水诗派》〉（《社会科学战线》1994。6）等。
三是对唐代诗僧和禅文学的研究开始铺开和深入。贾岛的研究在继续深入，如房日晰的〈贾岛考证二则〉（《文学遗产》1992。6）考证贾岛有邠州之行；徐希平〈“武功体”价值新探〉（《西南民院学报》1992。4）对其“武功体”作出新解，吕瑞庆〈贾岛研究述评〉（《青海民院学报》1990。2）则对晚唐以来贾岛研究史第一次作出勾勒。贺秀明〈略论贾岛对后世的影响及其原因〉（《厦门大学学报》1996。3）则着重探讨了贾岛对后世的影响及原因。与此同时，对寒山、齐已、贯休、皎然等诗僧的研究也进一步铺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日、港、台曾掀起一股持续多年的“寒山热”，大陆在沉寂了多年以后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了对寒山诗的研究。除了上面曾提及的钱学烈专著《寒山拾得诗校评》外⑴，还有陈耀东的〈征引、拟作、赓和--寒山子“热”考〉（《唐代文学研究》（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这是一篇较翔实的寒山诗接受史研究。作者从历代对寒山诗的征引、拟作、赓和三个方面考察了寒山子在我国宗教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并阐述了其赓和系统版本的嬗递。王庆云的〈论寒山诗及其在东西方的影响〉（《烟台师院学报》1990。1）则是篇寒山诗国外接受史研究，只是显得单薄了一些。
道教与唐诗研究的结合。八十年代这方面的论文较少，九十年代除了在数量上大量增加外，研究视角和研究手段上也有所拓展和变化。
一是继续道教对唐诗的影响研究，但比起八十年代研究面有所扩大，也有所深入。钟来因在李商隐与道教关系方面有一系列论文，八十年代有<唐朝道教与李商隐爱情诗>（文学遗产1985。3）等，认为李商隐的诗歌《安平公诗》、《李肱所遗画松诗》、《燕台》、《碧城三首》等是描述他在玉阳山学道的情形以及其间与女冠的恋爱悲剧。进入九十年代后有<李商隐玉阳之恋补正>（中州学刊1998.4）等，对此进行进一步考索。黄世中则从泛论李商隐其人其诗与道家关系扩大到整个唐代诗人和诗风，如<论中晚唐文人恋情诗中的仙道情韵>（第十届中国唐代文学年会论文2000），<论唐代诗人的崇道狂迷>（《唐代文学研究》第8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论唐人醉酒诗中的“道味”>(同上，第6辑，1996)、〈论唐人山水诗的道意〉（《益阳师专学报》1994.1）、〈论唐代道蕴诗的审美情感〉（《温州师院学报》1994.5）等。孙昌武在二十世纪结束时，出版了一部探讨道教与唐代文学关系的专论--《唐代道教与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二是从八十年代的影响研究移到对道士、女冠诗人和游仙诗之类作品的研究。黄世中近年来在道教与唐诗的关系研究上颇有心得，除上面提及的影响研究外，还有专著《唐诗与道教》（漓江出版社1996）。葛兆光在九十年代专注于道藏的研究，论文〈道教与唐代诗歌的语言〉（《清华大学学报》1995.4）则是他“十年来读道藏”的心得之一。作者认为 “古奥华丽的语言，丰富神奇的想象，深沉强烈的生命意识和追求自由幸福的愿望，这就是道教给予唐诗的影响”。文中还对道士韦渠牟、刘商以及受过“道符”的顾况的创作倾向和诗歌语言进行了剖析。蒋寅<吴筠：道士诗人与道教诗>（宁波大学学报1994.2）对这位盛唐道士的生平、诗歌创作及艺术风格进行了考论。李乃龙的〈唐代游仙诗若干特质〉（《陕西师大学报》1998。3）、〈道教上清派与晚唐游仙诗〉（《陕西师大学报》1999。4）是两篇关于唐代游仙诗的专论。李永平<游仙诗死亡再生母题>（陕西师大学报1997.4）考察了中国历代游仙诗中水死成仙，蝉蜕、羽化、进入神秘仙境等死亡再生母题，其中提到李白的《古风》和曹唐的游仙诗。文章认为：这一母题源于亘古以来人类必死所产生的死亡意识，“一方面通过‘水死’、‘蝉蜕’、‘羽化’、‘入仙洞’等与死亡再生母题相沟通；另一方面，又通过道教与上古神话中的‘昆仑’、‘华胥之国’、‘悬圃’、‘蓬莱仙境’相联系，其本质思想还包含着游仙诗作者在异化社会里对理想社会的眺望”。
三是道教典籍和道教活动等本体研究开始起步。葛兆光<“神授天书”与“不 立文字”--佛教与道教语言传统及其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文学遗产1998.1），指出佛教与道教在传播方式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并从道教的传播方式以及这种方式造成的心态，来解释唐代复古思潮和险怪绮丽诗风的形成。葛景春的专著《李白与唐代文化》和郁贤皓的专著《天上谪仙人的秘密--李白考论集》，对领受《道簶》后李白的心态和所从事的道教活动进行了考论和分析。汪泛舟〈敦煌道教诗歌补论〉（《敦煌研究》1998。4）首次对杂陈于敦煌道经和斋醮仪式中的道教诗歌的内容、特色、形式和途径进行整理和分析，旁及道士、女冠的一些涉道诗和游仙诗。作者举斋醮仪式中的“礼方十词”、“步虚词”、“唱和歌”、“祭神诗”为例，分析他们分别在斋醮仪式中的作用以及所特有的神秘和信仰色彩。作者另有一篇论文〈敦煌道教与斋醮诸考〉（《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对藏于敦煌的400多件道家文献进行全面论述，〈补论〉则是专论诗歌。王立<道教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中的天书>（东南大学学报2000.2）以皇甫枚《三水小牍》、《云合奇踪》等小说为例，指出“天书”“在英雄传奇、造反兴事这类小题材的形象塑造、情节展开以及惩恶扬善教训意旨的表达上，有着几乎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而“天书”这一母题的形成，与“先秦的兵家文化、秦汉神仙方术及此后的隐逸文化”，与“作为新道教的天师道”对道教的改进，“与书法艺术相关的扶乩”都不无关系。
四是研究面有所拓展，在个案研究的同时，开始注意道教与唐代文学的某个时段、某种体裁、某种表达方式、某种思想倾向之间的关系。葛兆光在八十年代初就有〈道教与唐诗〉（《文学遗产》1985.4）论文发表，在这方面起步较早，九十年代初又有专著《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问世。作者从自然、社会和人三者关系这个广阔的背景出发，来探讨道教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作用和自身的演变规律。其“中编”主要谈唐宋时代的文化嬗变与道教的关系。作者认为巫觋本色；向老庄佛禅靠拢成为士大夫道教；与封建伦理联姻：是唐宋时代道教的三种趋向。葛氏另有<从出世间到入世间--中国宗教与文学理想世界主题的转变>（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则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包括佛、道在内的整个宗教与文学关系的探讨。申载春〈道教与唐传奇〉（《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1）则从整体上把握唐代传奇与道教的关系。朱易安《中唐诗人的济世精神和宗教情绪》（《江海学刊》1998。5）探讨了释道思想和当时的文学变革、诗人们的济世精神关系。作者不同意把这种救弊变革的热情和文学革新运动看成是儒学传统和儒学重振的结果，而把士人变革失败后与释道的交往看成是消极的举动。
但总的来说，道教与唐诗研究，目前开展的还不够广泛和深入。除了一、两本专著外，多是用单篇论文的方式，或是对某一作家的思想中的道家倾向，或是对其部分作品的老庄成分进行关系研究。涵盖面还不够广，整体的把握也还不够。对道家诗人及女冠诗的研究刚刚开始；对唐代游仙诗、炼丹诗、送宫人入道诗、葵花诗、仙道类小说的研究有的刚起步，有的还未触及；对道藏、道曲的研究和从中梳理出唐诗、唐代诗人行踪，也似未见有成果问世；至于一些道教活动和道教仪式对社会包括对作家生活、创作和心灵的影响，不同的道教流派对诗人及诗人群落的不同诗风形成的影响研究，更是很少触及。至少还没有看到象台湾学者李丰楙等对道教传说、道教斋仪那种很深的体悟；在唐代文学与道教传说、道教斋仪间梳理出一条道教与文学互动的关系史；以及象李氏《六朝隋唐仙道类小说研究》、《误入与谪降--六朝隋唐道教文学论集》、《忧与游--六朝隋唐游仙诗论集》这样的系列专著。
唐诗与音乐、舞蹈及绘画关系研究。唐代文学与音乐的关系研究过去多集中在词源和词体方面，如程杰<论词所体现代音乐精神>（学术研究1987.6），周延良<隋唐燕乐与词的关系>（文艺研究1996.2）等，但近年来从诗歌的角度多了起来。除了朱易安的《唐诗与音乐》（漓江出版社1996）外，还有<细故末节论唐音>（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1990）一文，从研究史的角度，认为明代格调派研究唐诗的最大贡献就是发现了唐诗艺术本身的特殊品性--诗歌语言的音乐性，并揭示了这种音乐“符号”所表现的诗人“性情”的全过程。李杨<唐代音乐诗的文化解读>（东方丛刊1995..2）从音乐与文学的合流这个独特的角度来分析唐代音乐诗的文化内涵和在文学史、文化史演进过程中独特的文化意义。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张志烈<杜甫诗文中的音乐世界>（杜甫研究学刊1998.4），葛景春<李白诗歌与盛唐音乐>（文学遗产1995.3），邓惠明<唐代音乐诗审美价值分析>（西藏大学学报1998.2），吴相洲<论初唐人对近体诗律的探索与诗歌入乐的关系>（第十届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年会2000）等。但在这方面，还没有出现象任二北《唐声诗》那样的专著，也似乎还没有象台湾学者沈冬那样对唐乐的专深研究。
唐诗与舞蹈的关系研究，张明非除了专著《唐诗与舞蹈》（漓江出版社1996）之外，尚有论文<唐代乐舞诗的艺术成就>（广西师大学报1994.3）专论唐诗中的乐舞诗。文章认为唐代的乐舞诗是唐代高度发展的诗歌艺术与舞蹈艺术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唐代一些诗人个人爱好与擅长的产物。这批乐舞诗的艺术成就表现在：产生了一批像《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等名篇佳作；运用恰当的动词、生动的比喻以及动静相生等手法，艺术地再现舞蹈的动态美；使用多种修辞手法和景物描写，创造审美意境，将舞蹈形象转化为诗的美学形象。作这方面较为深入探讨的论文还有赵文润<隋唐时期西域乐舞在中原的传播>（陕西师大学报1997.1），耿占军<《唐代舞蹈》关于“燕乐”流变正误>（唐都学刊1997.1），刘阳<唐诗中所见外来乐舞及其流传--兼论唐人诗中的“何满子”>（中国比较文学1996.2）等。
九十年代更有一批论著开始从总体角度来探讨唐诗与绘画的关系，如陶文鹏《唐诗与绘画》（漓江出版社1996）、 <传神肖貌，诗画交融--论唐诗对唐代人物画的借鉴吸收>（文学评1994.6），王启兴<唐代诗人与绘画>（《唐代文学研究》第七辑，广西师大出版社1997）等。关于山水诗与山水画关系的探讨论著要多一些，如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的<中国山水诗的艺术脉络>，马秀娟<王维与谢灵运山水诗之比较>（《唐代文学论丛》第七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韩经太<论唐人山水诗的演生嬗变>（文学遗产1998.1）等。
但是，唐诗与音乐、舞蹈及绘画关系研究多为单一性研究，有的虽是专著，但多为一般性的介绍，缺乏深入的探讨。至于系列性的论著，群体式的关注和集中式的讨论，似乎还未形成气候。另外，从现有的专著和论文来看，也多为总体式和宽泛式的，如何具论某一作家、某一群体、某一流派的创作倾向与舞乐的关系，这种影响和互动的脉络和发展演变规律又是如何，也还有待于将来。
8、研究手段的多样化
比起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对新研究方法的引进和运用，有两方面的长足进展：
从引进者来说，已克服了八十年代的浮躁，不再急功近利、盲目引进、囫囵吞枣、生搬硬套；也不再对此焦虑困惑、感到无所适从，而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广阔而深厚的背景，去寻求与此相契合的表达体系。从批评者来说，尽管一部分学者仍坚持八十年代以来的否定态度，但多数学者基本上已不再排拒，而是以一种平常心和宽容的精神来对待；也不再计较方法的新与旧，“而是看他是否切合研究对象，是否解决实质问题。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完全可以中西结合、古今结合，各种方法交替使用、并驾齐驱”。⑴孙昌武认为：“研究方法应多种多样，每种方法都宜重视。国外有很多新的方法，我们掌握得并不够。微观、宏观两种方法是早就存在的，今日之宏观研究实际是从五十年代之以史带论演变而来，二者应结合，不宜割裂”。⑵在第九届全国唐诗年会上，一些学者还以王国维、陈寅恪等大师如何将传统治学方法与当时的新方法结合起来为例，说明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要学习、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而是如何使之切合我们的研究课题，如何与我国传统治学方法相结合⑶。傅璇琮的〈唐初30年的文学流程〉（《文学遗产》1998。5）就是在传统研究方法上的新变。作者把丹纳的诗人群体意识和地域文学理论与中国传统的考据索引结合起来，用一种编年方式，把不同地区作家的不同活动，放在同一时空背景下加以考察；在一年一年的时间推移中去发现文学流变的规律，从而提供了一个整体的时空新视角，便于对这个时代的文学风貌和流变规律综合和整体地认识和把握。由于这种认识和把握是建立在扎实的人文资料的考辨、排比之上，因而又显得翔实可信。
在新的研究方法的具体运用上，较多使用的是比较研究的方法，其成果也最多，这一点与八十年代相似。另一种运用的比较多的是美学以及心理分析法，如孟修祥的《谪仙诗魂》（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董乃斌《李商隐心灵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等。另外，还有部分学者采用统计学、语言学批评、原型批评和结构主义等方法。如赵谦〈杜甫五律的艺术结构与审美功能〉（《中国社会科学》1991。4）谢思炜〈杜诗解释史概述〉（《文学遗产》1991。3），吴相洲〈从系统论看盛唐之音〉（《北京大学学报》1995。3）等，这比起八十年代来又有所发展和变化。但总的说来，在运用新学科、新方法来研究唐代文学，对其学科和方法的深入理解和运用上妙合和熟练程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相当一部分的运用新方法的论文来说，八十年代学风上的一些不良风气也还没有完全消除。“有些论著搞外国文学理论的新名词新术语的狂轰滥炸，生搬硬套，削足适履，将理应使人获得审美趣味和审美思考的艺术研究，搞成以艰深文饰浅陋、空洞无物、索然寡味的文字垃圾”。⑴有些学者对新方法引用的批评和前途的担忧，也不为无因。
（刊于 韩国《中国学会学报》第五期）
⑴ 《唐代诗人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页5。
⑴杜晓勤：〈关于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些思考〉，《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9》（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69。
⑴ 程毅中：〈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文学遗产。增刊》1962。
⑴王重民：〈敦煌变文研究〉，见周绍良、白化文《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⑵曲金良：〈敦煌“变文”研究史述论〉，《烟台师院学》1990。4。
⑶ 〈中国散韵相间、兼说兼唱之文体来源〉，《敦煌学辑刊》创刊号。
⑷周绍良、白化文：《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⑴ 宗文：〈建国四十年古代文学研究反思讨论会综述〉，《信阳师院学报》1989。2，下同。
⑴傅璇琮、周发祥：〈《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丛书》总序〉，《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丛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页1。
⑴ 孙昌武：〈散文研究〉，《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83》（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99。
⑵九十年代唐代文学著作论文统计参用张明非〈九十年代以来唐代文学研究回顾〉《唐代文学研究年
鉴1999》（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39。
⑴郭英德：〈论古典文学研究的“私人化”倾向〉，《文学评论》2000。4
⑴ 〈唐代文学 研究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9》（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65。
⑵ 〈关于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些思考〉，《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9》（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69。
⑴张明非：〈九十年代以来的唐代文学研究回顾〉，见《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9》（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41。
⑴〈文学史研究的前瞻〉，《中国社会科学》2000。1。
⑵ 〈唐诗艺术研究的现状与思考〉，《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9》（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30。
⑶ 〈论古典文学研究的“私人化”倾向〉，《文学评论》2000。4。
⑴ 《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1--1999七卷中的〈唐代文学研究论文索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2000年），页356，320，358 ，416，355，267，407。
⑵ 〈唐诗学系列研究介绍〉，《唐代文学研究年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0年，页305。
⑴傅璇琮、郭英德、谢思炜：〈关于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的思考〉，《文学评论》1992。3。
⑴ 如：《文学遗产》1993年召开的关于文学史编写的座谈会，1997年4月15日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组织的对乔象钟、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研讨会。《江海学刊》于1994年“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学研讨会”和1997年召开的“文学史学研讨会”等。
⑵王兆鹏以及下面引用的许建平、林继中、莫砺锋诸文，均见〈关于文
学史的思考〉，《江海学刊》1998。3。
⑶ 〈关于文学史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北京大学学报》1997。5。
⑷ 《复旦学报》1996。4。
⑸ 〈审美、历史、逻辑--论文学史研究的三种基本方法〉《文学遗产》1994。5。
⑹ 〈文学史方法的历史和新方法的诞生〉《河北师大学报》1995。3。
⑺ “体例论”， 《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
⑴ 〈中国文学史的类型与功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6。
⑵ 〈关于文学史的思考〉，《江海学刊》1998。3。
⑶罗宗强语，转引自傅璇琮〈文学编年史的编写与唐代文学研究〉，《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8》。
⑴关于此书的成书经过和价值，见本文“九十年代成就”的第二部分。
⑴ 转引自杜晓勤〈关于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些思考〉，《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9》（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70。
⑵转引自尚永亮〈唐代文学研究应朝什么方向发展〉，《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9》（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66。
⑶转引自杜晓勤〈关于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些思考〉，《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9》（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70。
⑴陶文鹏：〈唐诗艺术研究的现状和思考〉，《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9》（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31。
来源：韩国《中国学会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