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悲剧
任真
有时候我觉得诗人怪可怜的。艾青有一节诗“一个多么舒服，却在不住地哭，一个多么可怜，却要唱欢乐的歌”，倘不拘泥于原诗的整体含义，用来作为诗人命运的写照倒是再恰当不过了。钱钟书在《诗可以怨》一文中，谈到“欢愉之辞难好，愁苦之言易工”这一诗学现象，总结出一条妥当贴切的创作规律，所谓“蚌病成珠”，这是从怨诗角度出发得到的概括。
其实，即便真有优秀的欢愉之诗，又何尝逃得脱“蚌病成珠”这个恢恢天网呢？辩证法的观点认为唯有品尝了大痛苦才能获得大喜悦，由此可见欢愉之诗的造就同样有赖于历尽沧桑的苦难体验，像席勒《欢乐颂》那种通体光明的讴唱，朗费罗《人生颂》那种昂扬乐观的歌吟，倘没有对苦难人生的深沉体察作为前提基础，也一定会被世人理解成平庸浅薄。于是乎，在诗人那里，欢愉要么成为虚构，要么成为对痛苦的超越，诗人注定了要与悲哀愁苦这些常人讨厌的情绪感觉纠缠一体，这种沉重的负担几乎窒息了诗人的现世享乐，以至于聂鲁达在过了知天命之年以后，相当恼火地写下了《给悲哀的一支歌》，表示了要摆脱悲哀阴影的强烈愿望。
而我竟觉得这阴影无法摆脱。钱钟书以其博览卓识的资历道出的经验之谈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诗人在全身心投入诗歌创作之后，也就自然削弱了其谋生活命的能力。造物主的安排吝啬而又公正，给了你美妙的嗓子就要削弱你发达的肢体，有了丰富的感情，就难有健全的理智，所以诗人的命运往往多乖，李白屡次受挫看破红尘，只好游山玩水饮酒狎妓终于溺死水中；普希金慷慨高歌大义凛然，也不过落了个为一轻薄女子命丧恶徒之手的结果。诗与青春结缘，青春常常就是一首诗，只是那些钟情怀春的少男少女一旦满心扑到了诗上，为诗专注，为诗痴迷，而到韶光终逝时，才大梦方觉，得出个“觉昨非而今是”的慨叹，然悔之晚矣，诗人还是不幸地和不幸融为一体。
然而诗终究是美，如清晨之朝露，雨过之彩虹，优美至极却又稍纵即逝，诱人向往却又行踪暗藏。人有追求美之本能，没有美的人生仿佛没有星月的夜晚。正是美给人以向上的牵引、进化的动力。于是人生不能没有美，也就不能没有诗。长于中庸的中国古人在考虑到诗之不可滥，诗之不可无之后，提出了“余事做诗人”的滑头哲学，可并非每个现代人都能达到这种“游刃有余”的境界。他们常常可能是一事不干地专注于诗、痴迷于诗，这种形神的分裂在强调独立的现代社会实在是一种灵魂的冒险。所以我愿把那些热恋于诗的人们，也就是诗人，称之为灵魂的探险者。
柏拉图仿佛先知一样。感到了诗人的冒险性质。从维护和平安定的愿望出发，他表示了把诗人从理想国驱逐出去的态度。现代社会还不是理想国，诗人因此而有盘踞于此苟延残喘的权利。其实诗人之注定不能与理想国共存共容，除了诗人的玩火天性外，还的确是因为诗本身必须建立在痛苦、欠缺、悲哀之上。生活如一轮残月，诗以其光辉将它打扮成一轮圆满。一旦生活变成满月，那诗之光辉也就成为溢出的多余。所以说，诗创造理想，理想拒绝诗。这是诗的悲剧，更是每一个活生生的诗人的悲剧。
摄影/漪澜
朗读者简介：
耿涓涓，教授，教育学博士。曾任职于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要从事教师教育和教育人类学的研究与教学；现任职于广西艺术学院，从事艺术教育和美育的教学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