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六艺学者”乔晓光的新书《村庄里的艺术：村社传统田野手记》由漓江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本书包含了乔晓光教授二十余年行走于中国广袤的乡村大地、对多民族民间艺术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并记录的19个文化事实。在这些充满温度的文化事实中，承载着作者对中国乡村文明的思考、判断与展望。作者希望通过这本书表达什么？我们应该如何阅读这本由足迹、目光与思索交织而成的书？近日，艺术中国对《村庄里的艺术》新书作者乔晓光教授进行了采访。
乔晓光与枫香寨主持哈冲的村社组织者的合影 谭芳拍摄 2009年
艺术中国：《村庄里的艺术》这本书体例和其它书很不一样，您向读者讲了19个乡村生活里的故事，为什么呢？
乔晓光：这本书记录了我20多年来在田野调查中的经历，它的叙事风格是娓娓道来、比较真实和朴素。本来这本书前十个故事是为一个教育和文化传播公司做音频书录制的，因为一些原因没能最终实现。后来我的博士生帮我又把后9个故事录制了下来。用这样直接朴素的方式讲书，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来关注村庄。漓江出版社后来看到这些故事内容后非常感兴趣，于是他们请来最好的设计师，并在编辑过程中付出了很多匠心，终于把这本书呈现了出来。这本书与其说是在讲故事，实际上讲的都是田野调查中发现的文化事实。
艺术中国：虽然这是一本通俗易读的小书，却是对您几十年行走田野考察的一个提炼和凝缩，行文里包含着深深的感情，您期待通过这本书表达什么？
乔晓光：这本小书是在新世纪初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下对民间艺术的考察，我想传达的一个理念是：乡村里多民族活态文化传统，需要我们认真深入地去理解它，但这往往是被忽略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自然村落有400多万个，行政村有60多万个。40多年后，100多万个自然村落消失了，但行政村增加了。在我们的文明历史进程中，这么短的时期带来这么巨大的村庄数量变化，可能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明转型时代。40年前，我最早在乡村开始田野调查的时候，感觉村庄是亘古不变的，村庄已经成为我们思维中一个固定形象，我们的祖辈都是从村庄里走岀来的。以现在的视角来看，多民族乡村实际上是一种活态文明，一种生存与生活、文化多样性和自然多样性共存的博物馆，这是书籍和学术论文所不能替代的一种文明存在。要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讲好中国的文化事实。《村庄里的艺术》更多地把田野事实记录了下来，目的是让村庄、农民和活形态的民间艺术开口说话，而不是作者去表达。我尽量让叙述者隐蔽在后面，让事实呈现在前面。
乡村活态文化研究，需要有感性的文化积累，和对研究对象人与生活的感性观察。但我们往往带着理论的工具与命题，直接越过感性层面，进入到概念、历史或理论的构建中去了。其实活态文化研究恰恰需要通过感性的层面，才能进入到生活的内在系统中去。
事实上，村庄是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和文化遗产专业超过半个世纪的研究对象。我老师的老师在延安鲁艺时期就把村庄作为采风的对象，把民间艺术作为创作的参照。到了我这一代，已经是第三代人，社会从一个传统的农耕文明完全转向现代工业文明。当村庄真地在消失的时候，我们才开始真正地来认识村庄。
比如说村庄里的艺术——剪纸，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民间艺术类型，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剪纸，它不仅是窗花、绣花样和纸扎，中国剪纸是一个跨民族的、传承超过千年的活的艺术形态，其中包括30多个民族拥有剪纸的习俗传统，其文化功能使用在生活的许多方面，剪纸的文化分布覆盖了中国近60%的区域。剪纸与不同民族的生活有着广泛的联系，剪纸的文化普遍性被忽视了。许多民族在节日（祭日）、刺绣、服装、婚俗、丧俗和巫俗等习俗生活形态，都在使用剪纸。剪纸的文化承载功能和文化替带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当我们从纸文明的角度重新认识剪纸，我们不但发现了它的活态性和跨民族性，同时，也发现了剪纸的跨文化传播与世界剪纸领域的存在。一张薄薄的纸，背后连接着中国两千多年前的造纸术和世界的剪刀史。纸作为情感表达的物质载体，被世界上多个民族所使用，在亚洲许多国家，至今仍在沿袭着传统剪纸形态，如韩国济州岛的萨满祭祀中，使用大量的剪纸来布置文化空间；在日本东北地区乡村的神社中，仍将剪纸和纸符用于祭祀活动，日语中剪纸被称为kami，和“神”是一个读音，这来源于中国古代对纸的一种敬称。这些东亚国家与中国一样，也滋生出了活跃的现代剪纸形态。
这是一个真实的中国故事，从中国的乡村开始，中央美院三代人几十年的剪纸田野，发现了中国剪纸的文化整体性，又发现了世界剪纸的普遍性。大家都没意识到，直到今天，剪纸传统在世界许多国家依然是活态的。
当世界各地的学者们在博物馆、古代书籍、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经文中寻找人类文化踪迹的时候，在现实生活中居然存在着活态的、复杂多样的、连接着世界不同民族的剪纸艺术。剪纸居然是一个跨文化的世界艺术现象，我们也被深深地感动了。当然，还有很多民间艺术，比如傩的面具艺术和刺绣，都是跨民族、跨文化、在许多文明背景下都存在的艺术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一个从现实生活来认识自身、民族和世界的途径，它是可触摸、可走进、可体验的文化事实。
艺术中国：您提到当下是文明嬗变、时代更迭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间节点，可以详细阐释一下吗？
乔晓光：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文明转型的时代，一方面是改革开放40多年后现代化发展进入到深层变革阶段，另一方面也涉及到近百年来大的历史背景。我认为近百年的中国，如果从乡村的视角来看，有两个伟大的历史事实应该被铭记，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村包围城市，乡村农民群体的革命参与，实现了新中国的建立；二是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后，农民离开了土地，自发地走进城市、走进工地与工厂，参与了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建设。在这两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农民都用自己的劳动热情和奉献精神实现了国家的转型、建设和发展。这两个伟大的农民史诗应该被载入史册，我们应该向农民致敬，没有他们的付出，就不可能有今天。
从活态文化传承的代际文化年龄层来看，最后一代自发性文化传承的人群，应该是20世纪初至1930年代出生的一批人，这一代人普遍具有传统的内在特质，是文化持有与技艺能力都出色的一代，同时也是文化谱系与文化类型掌握最为全面的一代，他们代表了农耕文明最后的文化自发性传承的时代。一百年之后的2030年，这代人绝大部分都不在了，所以，我把非遗物种类型整体性发掘、抢救记录的时间节点，定在了2030年。因为一代人的消失，大部分文化记忆也会随之而去，文化会在新生活的适应中发展变化。中国的文明转型才刚刚开始，如今我们正在开始建立源自于本土的价值体系，我们在开始内部的文明整合，开始向自己文明的内部，寻找面向未来发展的动力。我们在唤醒中国乡村的现代化价值观的确立，乡村开始朝向未来性去发展，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
几千年来，支撑乡村的是乡土性，体现中国特色的也是乡土性。费孝通先生所讲的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不流动性和熟人社会，今天这些原有的乡土因素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很多农民已经离开了乡村，来到了城市。文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很多事物不再是天经地义的。史蒂芬•霍金曾预言：“21世纪将是复杂性科学的世纪。”埃德加·莫兰也在哲学中提出了复杂性理论。如今的乡村呈现出来的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当公路和网络先后进入乡村，乡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在乡村有国家政策的统领与指导，有城市化、城镇化发展的规划影响，有企业资本的产业化介入，还有文化艺术乡建的介入……乡村从来没有这么开放的对接如此复杂的社会关系。从三农问题时代到乡村振兴，中国最复杂的问题依然在乡村。
艺术中国：从1988年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从黄土高原到云贵山区，您在幅员辽阔的土地上所经历的村庄的故事肯定不止19个，为何最终选择了这19个故事呢？
乔晓光：本来准备写20多个，后来因为时间的原因没有写那么多。同时也不是每一次田野调查都能讲出生动的故事。每位调查者对生活感受的角度不一样，对生活的理解也不一样。当然只有对生活的了解足够深入细致的时候，才能把它生动地讲出来。在生活的课堂，我还只是一个学生。如果只知道一些民俗的内涵或者仪式的过程，这是远远不够的，要了解生活中的人，了解人在环境中整体的生存状态与那些具体的农民微观史。
另外，这本书还是有选择的，希望结合生活的角度，把一些对乡村的观察、发现和理解的东西呈现出来，比如关于节日、历史、生死、童心、思维、艺术等，真实地把我在生活中的发现呈现出来，并不是所有看到的东西都具有发现的价值。2003年我写《沿着河走》的时候，是以一种参与感把看到的东西写出来，写作时具有即兴和情感的直接性。与之相比，《村庄里的艺术》增加了时间的沉淀和理性，一是田野的过程是在不断地反复中进行的，由于对多民族剪纸整体性研究的需要，对某个区域或民族聚居地的剪纸调查可能要去很多次。同时，这些故事都曾经是课堂上不断讲述的田野个案，与学生的讨论也会拓展自己的思考。
这些田野个案的讲述，也是在讲述田野的方法，同时通过田野事实的分析，引导同学们去关注一些社会与文化方面的问题，比如《一座山的故事》，其中包含的民间艺术并不是很多，但它体现出了民间信仰的一些比较本质的问题。“活态文化”一词不是仅仅存在于书本和学术话语体系中的定义和概念，文化的活态性其本质是人的文化思维、文化情感和文化价值观。人的思维与生存环境形成了关系，这种关系随着人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也在变化，用复杂性理论来讲，复杂系统的存在是靠其“自组织”系统的运行。
尧山仅存一半的山上建了新庙，人们沿着废墟里的山路前来朝拜 乔晓光拍摄 2011年
这本书通过乡村生活文化事实的呈现，也是在呈现内在的文化价值。休谟曾提出事实与价值的哲学命题，他说事实并不提供价值。价值世界和事实世界不是一个世界。比如非遗，在战争年代没有人关注，在特殊政治时期受到批判，今天倡导民族文化复兴的时候，成为民族情感的源泉。它的价值是波动的。但对于老百姓来说，非遗的事实当中即包含了文化认同者的价值取向，或者说“约定俗成”的选择，非遗的事实本身被全社会的价值认同与接纳，这是新世纪初以来，党和国家对非遗的重视及传承保护事业开展的结果。
这本书实际也在讲述对民间艺术的文化理解。国家九年义务教育的课程改革中，提出了围绕艺术新课标的四个核心素养：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文化理解。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没有提过文化理解。为什么要强调文化理解呢？因为教育作为美育的重要实践方式，无论是从文化认知还是艺术实践，如果没有文化理解作为一个底蕴和支撑，我们很难使学生建立起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和艺术观，文化理解有助于学生尊重文化多样性，增强文化自信，提高审美创造力。这本书也是通过田野的过程，对乡村活态文化进行一种参与体验式的文化理解。或许这种理解有深有浅，但它的出发点是通过理解具体的文化事实，来寻找一种文明的认知与感悟价值。
艺术中国：如果让您选择一个您最感动或心灵冲击最大的故事，您选哪个？
乔晓光：我会选择讲述乡村剪花女人的故事，因为乡村妇女被忽略的太久了。我的老师开始看到了剪纸背后的文化——窗花不单单是艺术，还是民俗传统和本原文化，以及对一个区域性地缘文明的历史记忆。到了我们这辈人，乡村开始发生变化，农民离开乡村，传统开始衰退，我们在剪纸申遗的过程中，开始关注传承人的学艺经历和生存命运。
在申遗的天才传承人遴选过程中，我们发现剪纸传承人老奶奶普遍存在的人生磨难。她们剪纸铰的那么美好、生动，令人感动，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女人在乡村社会伦理中的不公平处境和的磨难。2003年我写了“文化尊重离农民有多远？”的文章，发表在《中国文化报》上，不久又在《北京日报》写了题为《21世纪中国乡村的“剪花娘子”现象》的文章，讲述了千百年来传承着吉祥灿烂民间艺术的乡村女人与所经历的磨难和苦难，形成了21世纪初具有强烈反差的乡村女性文化现象。女人在乡村是被边缘化和卑微化的，没有人给她们足够的文化尊重。为什么她们命运中有那么多苦难磨难，但她们把艺术创造的这么好看、灿烂、艳丽和吉祥。我们开始从人性的角度关注艺术背后的人，关注文化创造主体的处境与内心。随后我在文化遗产学系提出了“乡村女性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主题，开始指导学生以口述史、图像史的方法来研究乡村女性传承人。
艺术中国：今天的年轻人去做田野调查，您觉得应该注意些什么？田野调查的核心精神和最重要的方法是什么？
乔晓光：我觉得田野调查和年龄没有关系。90岁的老教授与20岁的年轻人，可能着眼点和兴趣点不一样，但是从艺术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看是一样的。我想告诉现在的年轻人多民族乡村里的艺术传统是有价值的。许多传统还没有完全被我们认识，它们依然只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正在变化的事实，学院与教育领域的知识体系中，仍然没有这些传统的身影。如果我们从活态文明的整体性与认识多民族乡村的民间艺术形态，或许会颠覆我们现在的艺术史观与方法论。当然，文化认同与理解不是一代人的工作，而是需要薪火相传几代人的努力。我在美院上课时，接触的很多本科生和研究生有时更像是留学生。很多年轻学生不踏足乡村，不了解乡村社会，不了解物候与习俗，和农民没有接触。实际上，很多90后认识乡村是通过《乡村爱情故事》这部连续剧得来的印象。我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对乡村和农民是有热情的，但是缺乏了解的机会，我们的大学教育对学生的社会调查训练不够重视。
因此，我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比较朴素通俗的方式，呼吁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从事艺术文化和社会学研究的青年人来关注乡村。中国现在还有二百多万个自然村，不同民族的活态文化类型很丰富，但是做文化物种持续专注研究的人很少，相比之下，日本每一项代表性的非遗类型背后，都会有高校或研究机构多年的跟踪观察与研究。我们很多民间艺术研究是项目化的，高校的项目周期一般二、三年，结束之后就少有人问津了。央美的民间美术研究传统不是来自于学院派，而是来自于延安鲁艺，其中包含着对文化人民性的关注，也包含了几代艺术家对民间的情怀。
库淑兰剪纸 ——《一树梨花开粉墙，娘在绣房教贤良》 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陈列室提供
艺术中国：您现在怎么看您和民间艺术的这种缘分？田野调查研究对您的艺术创作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乔晓光：和民间美术的缘分是大学毕业后开始的，首先是发现了生活中的民间木版年画、民间剪纸，明确了向民间美术学习，结合西方现代艺术探索绘画现代性的问题，后来赶上85美术新潮，以油画和剪纸方式进行了大量的创作实践。
1988年考取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的研究生后，民间艺术成为我的研究对象，不断的田野与艺术创作，一方面是延续了借鉴民间艺术进行现代性绘画的探索，另一方面是加强了对民间美术的文化研究。同时，开始了对剪纸的教学与田野研究。最初的剪纸研究是围绕着黄河流域的乡村开始的，后来，发现剪纸是跨民族、跨文化的，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多年的乡村田野一路走来，和民间艺术的缘分还是很深的，因为生活总是带来太多的相遇与惊喜。生活变化太快了，我们做的记录可能将来会成为历史的一环，现实中就可能荡然无存了。
说起田野研究的影响，主要是在文化理解上增强了文化信念，加深了对民间语言与叙事的理解与实践。新世纪初以来，大约有十多年时间我做的艺术创作，主要是用中国剪纸讲世界的故事。在国际上不断有人来邀请我用剪纸来表达他们的文化遗产。比如说芬兰的英雄史诗《卡莱瓦拉》、挪威易卜生的现代戏剧《玩偶之家》，美国的小说《白鲸》。我从语言的本体上开始发现，剪纸是一门非常直接又直观的艺术，也是一门可以唤醒本能，可以即兴叙事的艺术。剪纸拥有一种“空筐”的结构，因为它的技术极致简化，但是它的文明承载反而是开放的。剪纸语言的局限性，反而使思维得到了一定意义上解放。美术不仅仅是视觉的，还是触觉的、联觉的。我用剪纸来表现世界的史诗、神话和文学，表现欧洲的古典音乐和内蒙的长调，打破了学院艺术的纯视觉传统，回到一个心和手造物的传统。
在北欧我发现安徒生利用剪纸讲故事来创作童话，这种农业时代的即兴思维方式，包含着口头语言和图像最原始的互存关系，这和中国的库淑兰铰剪纸唱歌谣的方式是一样的。他们虽然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但是即兴思维的方式是一样的，这个现象的发现大大拓展了我对艺术史和艺术思维的理解。八十多年前，维果斯基即发现了原始艺术、儿童艺术和民间艺术是相通的，因为其都具有非逻辑思维的特点。回到人的思维层面的思考，剪纸的田野理解与艺术创作的融合实践，带来许多有新意的尝试。
艺术中国：很多年轻人都是在城市长大，很少机会到农村，在大学如果不是这个专业的话，可能也不会接触到相关信息，您觉得怎么样才能让中国年轻一代人了解和关注民间艺术？
乔晓光：面向年轻人的文化传播，确实应当考虑传播方式的适应性与亲和力。这方面倒是有一些切身的感受，2019至2021年，将近两年时间我带着团队在陕西陇县调研脱贫攻坚的乡村工作，当时年节调研时接触到了一些演社火的95后和00后的年轻人。小伙子们都很帅，1米8多的个子，扮出装来很威武，他们游演一天给几十块钱。当时觉得这个地方的人文化觉悟真高，后来发现是因为他们喜欢短视频、抖音的传播。他们觉得演关公和周仓以及一些古代人物是很酷的，就像城里的女孩喜欢穿汉服一样。实际上他们是被现代传播方式所吸引，再苦再累，他们也愿意演。同时，我们也发现村上女孩们都愿意扮高芯社火中的七仙女，这个被固定在钢筋架子上的古装扮演更加辛苦，但她们觉得这是一种很美的荣誉。
新的文化传播方式和文化遗产的结合吸引了年轻一代。我觉得这本书的一些内容其实更适合于做成纪录片、短视频、 Flash动画，或者有声书，可能传播的会更好。更年轻一代人握着手机长大的，会更喜欢短时间、更加随性有趣、更直接的传播方式。他们不太习惯从头说起，更不喜欢讲大道理，他们会抵制说教，不愿意讨论无趣的东西。其实今天的年轻人对本土文化的陌生感，也增长了亲切感。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也在提醒自己，少说教，少抒情，多讲事实，让生活开口说话。
最后我想说生活是伟大的，文明的系统性在生活里留存着本色的完整性，学院的学科是碎片化的。我们应该关注生活的具体性，关注乡村农民文化传承创造的微观史。有位社会学家说过：“多样性是真理”，我认为是对的，村庄的样子不会重复，有多少个村庄就有多少种文化和美。多样性构成了中华民族文明真正的特性和魅力。每个村庄都可以写成一本书，一个文化地理区域就是一座图书馆。我们需要在艺术上给农民以尊重，多民族村庄里的艺术传统所拥有的璀璨文化一直没有被重视起来，至今我们还没有一本来自田野，同时用自己民族的艺术哲学来梳理自己民族的美术史教材，多民族在生活中的艺术事实，还没有在主流文化和学院教育中建立起有价值的知识体系。
我们需要真正树立起我们对自己民族艺术的文化尊重与自信，建立起本土民族艺术美育教育的价值体系。中国乡村就是活态文明的地平线，现在国家许多重大的政策和项目就直接发生在乡村这个地平线上。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关注乡村，用他们喜欢的方式和感兴趣的视角，来观察、体验、发现和实践乡村，这是“五四”以来，一直绵延不断的人文传统。
（采访/编辑 许柏成，实习生韩贝对本文采访与文字整理亦有贡献。文中图片均来自《村庄里的艺术》一书，经作者与出版社同意允惠使用）
《村庄里的艺术：村社传统田野手记》 乔晓光著漓江出版社 2023年6月
来源：艺术中国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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