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师范大学文艺学“独秀”文学沙龙第二十四期

作者:院办 | 
栏目:中文之光 |
发布时间:2011-05-02 | 点击:514views

大众传媒的“娱”民倾向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解读

记    录: 张小磊 黄俣

主    题:大众传媒的“娱”民倾向—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解读

主    持:章  朋

主    讲:孔海亭

时    间:2011年4月22号晚7:30

地    点:广西师范大学雁山校区文艺学教研室(行政南楼401)

参加人员:赵保胜 高东辉 张雨良 韦强 李文英 赵志川 沈海龙 韩杰 陈蕴茜 杨凯 姚娜 张小磊 许燕燕 黄俣 周里梅等

  主讲人孔海亭对本书内容作了简单介绍和相关梳理:

   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一书,是继承了加拿大学者伊尼斯和麦克卢汉的思路,从媒介入手进行文化研究。本书对麦克卢汉的思想吸收颇多。所以我想先对麦 克卢汉的相关学说做一个简单介绍。在我们沙龙第六期就专门讨论过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有兴趣的可以找来仔细阅读。麦克卢汉,加拿大 人,堪称是20世纪最富有原创性的传播学理论家,被誉为是当代信息社会的先知。我们常说的“地球村”的概念就是他提出来的。他在62年出版的《古滕堡银 河》一书中提出德国人约翰纳斯·古滕堡于1453年创办了欧洲最早的印刷厂,欧洲文化由此进入印刷时代,文艺复兴时代的巨星才得以涌现,形成群星灿烂的 “星座效应”。在这里他用印刷术的例子,证明一种重要的新媒介,会引起社会模式重组。媒介是积极能动的,会对文化发展起到关键性的作用。1964年出版他 影响最大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书中提出“媒介即讯息”的著名观点。他认为任何媒介或技术的“讯息”,是由它引入的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速度变 化、和模式变化。他举了铁路的例子,“铁路的作用,并不是把运动、运输、轮子或道路引入人类社会,而是加速并扩大人们过去的功能,创造新型的城市、新型的 工作、新型的闲暇。他在谈到电光源时明确提出媒介是讯息的观点,他说:“媒介即讯息,因为对人的组合与行动的尺度和形态,媒介正是发挥着塑造和控制的作 用。然而,媒介的内容或用途却是五花八门的,媒介的内容对塑造人际组合的形态也是无能为力的。”在1969年所写的《媒介即讯息:效果清单》一书中麦进一 步发展了这一观点。强调媒介传递的真正“信息”是媒介本身,而不是内容对受众的刺激。传播科技本身形式的发明和进步便是改革的动力。可见,麦克卢汉说媒介 即讯息主要是从媒介的功能效果上来考虑的。(另外,应该指出的是麦克卢汉是英国文学博士,他倾向于用艺术的而非实证性的方式探索传播学。其著作风格常出语 惊人,论述趋向极端,颇富文学式的想象。这使很多传播学学者视他为异端。)

  说完了麦克卢汉我们下面就来具体分析一下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这本书。这本书出版于1986年。一经出版就成为新闻和传播学广泛参阅和引用的经典。随着大众文化批评研究的深入,这本书也得到越来越多大众文化研究学者的重视。

   下面我来对这本书进行简要梳理。在前言中,作者引出两个预言:一个是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警示的强权压迫,一个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警示的娱乐 至死。指出赫胥黎的预言可能成为现实。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人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表现出作者对当前后工业时代技术主义的一贯批判精神。

   第一章作者从波斯顿民兵雕像到纽约自由女神像再到拉斯维加斯城的老虎机图片谈起。向我们描绘了美国时代的变迁。指出现代美国社会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 的方式出现,很多公共事务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娱乐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化精神。我们也必将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作者看到美国公众话语的解体及其向娱 乐业艺术的转变,于是便企图探究这种变化的根源和意义。在探究过程中作者提出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佛洛依德理论和神学家的观点,认为应该把焦点放在人类会话 的形式上,认为这样可以对这种变化理解的更加透彻,作者指出这里的“会话”不仅仅指语言,同时也指一切使某个文化中的人民得以交流信息的技巧和技术。公众 话语的方式可以规范乃至决定话语的内容。电视改变了印刷术所确立的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构成公共事务的领域都要改变其内 容,并且用最适用于电视的表达方式去重新定义。

   为了进一步在理论层面上阐述自己的观点。作者在麦克卢汉和圣经的启发下指出: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 响。随即作者在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学说基础上。提出媒介即隐喻的观点。尼尔认为麦的“媒介即信息”这一表达方式会让人们把信息和隐喻混淆起来。信息 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明确具体的说明,但是媒介却没有这个功能,它们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所以一种新的重要媒介可以暗中改 变人类的思维方式,同时创造并改变我们文化的内容。我认为尼尔在此用隐喻置换信息,更好地说明了媒介的自主性及发挥文化建构能力时的内在运行机制。

   第二章作者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媒介。认为真理的定义至少有一部分来自传递信息的媒体的性质。作者在此举了三个例子加以证明真理的认识同表达方式密切相关。 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地存在。“真理”是一种文化偏见。随着一种文化从口头语言转向书面文字,再从印刷术转向电视,关于真理的看法也在不断改 变。指出在我们当前的文化中,信息、思想、和认识论是由电视、而不是铅字决定的。随着印刷术退至我们文化的边缘以及电视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公众话语的严肃 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危险的退步。英国文化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就认为:大众传媒通过生成知识和影像,给大众提供一个认识外部世界的通道。我们对外部世界 的认识当然不可避免地被大众传媒所规定。

   在三、四两章中,作者带着一种民族自豪的情绪追忆了美国的印刷时代。很明显这儿受到麦克卢汉对欧洲印刷时代阐释的影响。美国17世纪到19世纪末,印刷 机对美国各种公众话语产生了持久而强大的影响。作者指出当时的印刷品不仅数量巨大,而且是一种垄断型的传播媒介。它推崇客观而理性的思维,同时鼓励严肃、 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印刷机统治了美国及美国人的思想。作者将印刷机的统治时代称为“阐释年代“。其中引起我注意的是,作者指出在这个时代美国文 学呈现出繁盛的局面。他说,“在林肯和道格拉斯辩论的时候,美国正处于其辉煌的文学创作的中期。”

   在第五章,作者探讨了电报、摄影术、电影、广播等大众传媒是怎样一步步冲击了“阐释时代”,在诸种电子媒介的合力下迎来一个没有连续性没有意义的世界, 同时也是一个其乐无穷的世界。作者将其称为躲躲猫的世界。最后,作者指出电视机为电报和摄影术提供了最有力的表现形式,把图像和瞬息时刻的结合发挥到了危 险的完美境界并进入了千家万户。从而使人们想要生活在“躲躲猫”的世界里而完全脱离现实世界。作者突出了电视在大众传媒中的主导地位。认为电视已经赢得了 “元媒介”的地位。电视彻底融入了美国文化,人们也完全接受了电视对于真理、知识和现实的定义。电视只有一种声音——娱乐的声音。电视正把我们的文化转变 成娱乐业的广阔舞台。

   我认为这一章中值得我们关注的还有两个观点。一是在对电报的批评中,作者认为电报将信息变成了一种商品,信息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它是否新奇有趣。这使电报 生产出大量无用信息。这些大量无关的信息,它完全改变了我们所称的“信息—行动比”。电报使公众话语变得无聊无能并且散乱无序。第二是在布尔斯廷“伪事 件”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伪语境”概念,他说,“源于电报和摄影术的一个更重要的产物也许是伪语境。伪语境的作用是为了让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一种 表面的用处。但伪语境所能提供的不是行动,或解决问题的方法,或变化。这种信息剩下的唯一用处和我们的生活也没有真正的联系。当然,这种唯一的用处就是它 的娱乐功能。伪语境是丧失活力之后的文化的最后的避难所。”

   第六章,我认为这是本书最重要的一部分。作者重点阐释了电视媒介与娱乐的关系。首先作者探讨何为媒介。在与技术的比较中,尼尔给媒介下了个定义:一旦技 术使用了某种特殊的象征符号,在某种特殊的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或融入到了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它就会变成媒介。换句话说,一种技术只是一种机器,媒介 是这台机器创造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我认为,在这里尼尔还是从功能或效应上给媒介下的定义。机器物尽其用了。媒介发挥出它应该有的主要功能了它才叫媒介。

   在此,尼尔强调他所谈的电视是他所理解的一种媒介。作者指出电视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电视把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娱乐是 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这里的意识形态主要是指支配个体行为的主要观念。电视的功能就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作者举了很多例子来证明这一论点。其 中,作者对一次基于严肃主题的电视教育节目的解构非常精彩。最终证明这不过是一场符合电视需要的表演而已。更为重要的是作者指出娱乐不仅仅在电视上成为所 有话语的象征,在电视下这种象征仍然统治着一切。从美国人的日常交流到教士的传教,从公共教育到总统竞选无不呈现出娱乐化的倾向。最后作者指出我们的文化 已经开始采用一种新的方式处理事务,尤其是重要事务。随着娱乐业和非娱乐业的分界线变得越来越难划分,文化话语的性质也改变了。

  随后从第七章到第十章,作者针对电视新闻、电视宗教、电视广告、电视教学等进行了细致地文本分析。这些具体分析充分证明了电视媒介具有一种固有的话语方式,那就是娱乐的方式。一切文化内容进入它必将为适应电视的话语方式而发生转变。其最终必然也就走向娱乐。

   在第十一章中作者指出在电视所开创的娱乐业时代,我们的文化精神在逐渐枯萎。因为电视企图涉足严肃的话语模式——新闻、政治、科学、教育、商业和宗教 ——然后给它们换上娱乐的包装。指出造成这一切后果的是人们对信息及电视媒介的认识不足。作者呼吁要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介的神 秘感,培养一种媒介意识,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对电视,或电脑,或任何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如何培养媒介意识,作者给出一个希望渺茫的办法:通过学 校教育,通过教育来控制媒介。学校要帮助年轻人学习解读文化中的象征。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只出现“媒介”而没有“大众传媒”的概念。我们也应认识到这里的“媒介”主要是指大众传媒而言的。因为电视本来就 是大众传媒的一个重要形式。所以我把我的标题拟为——大众传媒的“娱”民倾向。从语义学角度来看,现在很多学者指出,在当前的语境中,媒介越来越倾向于指 大众传媒。因为大众传媒使媒介的主体性,能动性更好的显现出来。在现代信息社会大众传媒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那么什么是大众传媒呢?大众传媒就是大 众传播媒介(mass media of communication)。在[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的《传播学概论》中认为它是20世纪20年代广播电台出现之后才有的一个概念。它指的 是在传播途径上用以复制和传播信息符号的机械和有编辑人员的报刊、电台之类的传播组织居间的传播渠道。具体可分为印刷媒介(报纸、杂志和书籍)与电子媒介 (电影、广播和二战之后才出现的电视)等。在沙莲香的《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这本书中表述为:“大众传播媒介是指在传播路线上用机器做居间 以传达信息的报纸、书籍、杂志、电影、广播、电视诸形式。”

  由电视而大众传媒,我现设计以下问题供大家思考。

   1、尼尔这本书主要是针对电视媒介的。尼尔认为电视是大众传媒中的元媒介。我们对于其他媒介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电视的影响。电视在为我们安排交流环 境方面的能力是其他媒介根本无法企及的。电视不仅决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决定我们怎样认识世界的工具。大家对这个观点认同否?(有人写文章分析在我国 80年代是电视精英化时代,90年代是电视日常化时代。现在是电视的广场化时代。现在我们有了宽带,有了五彩斑斓的时尚杂志,有城市各种各样的娱乐场所。 我们以为我们在远离电视。可是不知不觉地,所有的言论竟然在向电视靠拢。在讨论着电视。讨论着五花八门的电视节目。如超级女声现象)周志强、孙嘉卿《电视 广场里的“吵女”》

  2、尼尔主要是就美国的社会情况来说的。你认为我国的大众媒介环境与美国有什么不同?一些严肃的话语是否也都娱乐化了。

  3、电视只能提供给我们娱乐吗?尼尔的观点是否有些偏激?有人说现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还是《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CNN这些严肃的报纸和电视台。大家对此有何看法?

   4、尼尔对阐释时代和娱乐时代的语言进行了分析。虽然不多,但也颇具启发意义,尤其对我们学文学的。陶东风就关注到这一现象。他说,波兹曼提出了语言在 电视文化来临之前在人们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波兹曼强调:当时的演讲和辩论不是和大众日常生活隔绝的、沉闷的专门性活动,而是“狂欢节般的气氛中 进行的”,演讲的场合同时也是重要的社交场所,“在这些听众的社会生活中,文化生活和公共事务已经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即使是宗教性的机会也要把野餐和 讲演和听讲演结合起。这里正好显示了语言的极端重要性,不是在教科书中的重要性,而是在大众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作为复杂论证的一种手段,语言在几乎所 有的公共领域都是一种重要而常见的话语方式。”又说在娱乐业时代,“严肃的公众话语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语言衰竭了,文化也便要灭亡了。在这儿,我们可 以就此探讨一下我国新语言和经典文化的生存问题。《武林外传》的语言好不好。经典性的汉语,不一定就是古典汉语,却总是激发人们形而上的冲动;未必就是宏 大话语,却可以承担一定社会使命;也许常常被种种语言包围,却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穿透力,在很长时期内被人们揣摩学习。但现在,我们的语言,甚至文学语言 中越来越去经典化。

   5、在文化工业理论中探讨过文化的娱乐功能。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总是提供给人们花样繁多的形式,并且让人们觉得,这种形式带来的快慰正是他们 所需要的。“娱乐”成为文化生产的主导性原则。“娱乐”让人们失去反思现实真正问题的能力。大家可以思考西马从文化商品的角度探求“娱乐”和尼尔从媒介角 度探讨娱乐,二者相同和不同之处。

  6、当前的大多大众媒介产品,一是不脱离日常化的情感我国。二是创造奇观。最终指向娱乐。我国当前电视上的主导节目:超级女声、非诚勿扰、水上游戏、穿越电视剧、国产大片、法制节目、 电视学术讲座。大家可以从电视媒介的角度对此做些有意义的文化阐释。

  例案

  陶东风对于丹现象解读:
于丹是一个奶妈式的布道者,“奶妈”式的布道者和真正的布道者的最大区别在于两点:第一,奶妈并不是真正的信仰者,对经典也并不抱有真正的虔诚,毋宁说 经典只是她的调味品,她不是布道,而是借“道”(经典)布自己的“心得”。所以,她并不像西方基督教的布道者那样尊重经典的原文,而是为我所用,随便歪 曲;第二,由于奶妈式的布道者对于经典的实用主义态度,所以,与那些“从一而终”的布道者不同,于丹是一个没有固定信仰的布道者,任何适合于营销的经典都 是她的“《圣经》”。虽然她声称《论语》是“中国人的《圣经》”,但这并不妨碍她同时也是《庄子》或者其他什么“子”的布道者,因为在她看来,所有的经典 都是一个主题:快乐。

  自由讨论阶段:

   姚娜首先谈了对“元媒体”的认识,并认为大众传媒在美国与中国有着不同的影响。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媒介发达的时代,评论界有这样一句话,“与其说美国人 民热爱美国,不如说美国人民热爱美国电视”。美国的讯息传递之快、表达之不同非中国能比。以中国的地方台为例,湖南卫视走的就是美国电视的发展路线,《丑 女无敌》、超女、快男就是模仿美国传媒的典型代表,但他们却从不模仿国内电视。如果对大众传媒、传播感兴趣的话,这本书还是很值得一看的。

   孔海亭认为,美国媒体这种发展基于美国的电台基本都是私人的,而中国的媒体只有港台地区如凤凰卫视才是私人的,其他都由国家控制,电视的播放会经过严格 的把关,这是电视体制的一大特点。赵保胜也同意这一观点,认为中国电视是事业单位,受监控较多,造成节目单一。就此,许燕燕认为媒介信息从制作到传播涉及 很多复杂的社会系统,资金的投入、制作、流通、管理等各个环节几乎与整个社会体制体系都有联系。

   在此,杨凯希望通过《娱乐至死》来探讨大众传播的娱民倾向如何可能。他质疑娱乐是否会“致死”?他认为,首先,信息是可以选择的,观众是有选择权的,我 们占着主动权就不会“致死”;其次,信息的接受和播放的内容是双方决定的,不仅是媒介的单方提供,这是一个双向选择不会“致死”;再次,在考虑电视的收视 率问题时,公益性与娱乐性的节目应该结合,例如重庆卫视的红色改版,湖南卫视拍摄了主流电视剧《恰同学少年》等等,从这一系列的情况看电视节目没有如此大 的作用,娱乐不会“致死”。

   高东辉在媒介信息传播上不同意“双向选择”这一观点,在文化权利上,认为文化资本始终掌握在媒介和控制媒介的主流意识形态手中,受众的接受只能是单向 的。网上有句话叫“我爱你爱到《新闻联播》大结局”,对主题话语的控制和对信息的过滤、封锁,只能为我们提供非常有限的信息。例如在对日本大地震的官方报 道中,随着日本大地震事态严重性的无法隐瞒,媒体才不得不得公布他们早已知晓的危险信息。

   沈海龙针对姚娜提出的“娱乐”谈到,娱乐不在于电视展示的内容,而在于这种表现所有内容的方式是娱乐式的。韩杰也谈到电视是一种挑剔的媒体,追求的是视 觉感官。因此才会出现美国总统越选越漂亮的现象。如肯尼迪当年的选举,他是以电影演员的身份走进美国人视野的,对于传播的角度谙熟于心。

   杨凯接着谈到,媒体应有自身的特点才能成为媒介, 30年代杂志的风靡,如《礼拜六》,是在对话中突出了时代的多元与图文并茂的特点。韩杰则认为报纸杂志在当时那个年代仍然属于精英阶层接受的东西,在广大 没有文学基础的民众里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传播的信息是形式的原因而非内容的因素;而电视广播“元媒介”不限制受众的水平,这种载体并不承担厚重的文化 使命,仅仅是一种形式,相当于纸张。

  针对杨凯提问的“媒介水平提高会不会扩大影响?”韩杰又说,“媒介”不可能提高,它只是一种形式。提高的只能是受众的水平。沈海龙也认为媒介只是形式不是内容,它可以被用来负载任何信息,提高的是受众接受这些信息的能力而不是提高媒体这种形式。

  主持人同意这种看法,并认为我们现在获得信息的第一方式是通过电视这种“元媒介”,而不是报刊杂志,更不是书本,这决定着我们对事物的认识。

  陈蕴茜问道:为什么说娱乐性是无意义的,它也可以去运用于一些文化节目。沈海龙回答道娱乐性并不体现在节目的内容中,而是它把一切内容都用娱乐的方式表达出来,它是种形式、是种语言表达的方式。

  赵保胜表示认同并提到《百家讲坛》中,有走红的教授也有没走红的,走红的学者大多靠的是适应大众文化的词汇。对于名著中人物的称呼换做帅哥、美女等词汇,是为了迎合大众文化。节目策划人会根据收视率决定播出谁的讲座,所有节目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目的都是为了盈利。

   陈蕴茜认为我们并不能以收视率论节目成功与否。许燕燕则反对这种观点,认为现在就是以收视率的高低评价着节目好坏的。陈蕴茜又举了《探索发现》的例子, 她认为这是一个收视率不高但是效果很好的一档节目。赵保胜指出这个例子提得很好,如对一个古墓的发掘和报道,《探索发现》在内容、题名、选题以及讲述方式 等恰恰都反映出节目精心策划的痕迹。许燕燕也同意这一观点,认为媒体本身并没有错,传播的手段只是一种营销策略。韩杰接着说道,媒体就是追求新闻故事性、 故事娱乐化,对悬念、曲折性的追求都符合现代人的本性和心理机制。波兹曼在这本书中,这样预言是在警惕人们:人在镜头频繁的交换中,失去了思考能力。

   杨凯提出疑问,这种形式有错吗?赵保胜、许燕燕回答说,没错,这只是种营销方式。杨凯接着问,为什么波兹曼认为这种方式会代替人的思考?韩杰认为波兹曼 并没有否定这种方式,只是在进行反思。如果人们长期只接受信息,不去自己思考,就会如波兹曼所说的“死”,它不是一种肉体的消亡,而是丧失思考的能力。赵 保胜举例西马提出的“沙发里的土豆”来比喻电视迷。

  姚娜于此提出一种观点,对于大家都看的《新闻联播》,如果《新闻联播》能让人选择的话,人们也许更多的会选择听,而不是看。因为看图会引起人们无法集中精力去自己思考。赵保胜赞同这种看法,则认为电视正是用读图来代替人自己的思维。

   主持人补充道,波兹曼认为纸质媒介使人们在看的时候会有时间进行严谨、冷静的思考,这些都是人正常情况下的思维特点,也是纸媒对人的思维的一种要求,理 性,富于逻辑。而电视的传播方式使人没有思考的空闲,快速的画面切换、以及颜色等其他因素的干扰,使人无法进入思考阶段。

  赵保胜认为,电视镜头的组接是有选择性的,制作人会选择最利于自己意志的镜头来组接,而把其它的淘汰掉,使得受众只能接受制作者希望表达的东西。

   杨凯反问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看电视时思考?许燕燕反驳他将“娱乐”理解得太狭隘了。赵保胜认为杨凯的观念也没错,有一部分人确实喜欢在工作之余只为了放 松而看电视。许燕燕认为节目是要讲受众的,对于节目镜头组接快慢的反应、思考,也是因人而异的。普通老百姓可以不思考,专业人就算看快镜头也不一定不思 考。比如同样看《武林外传》,老百姓和专业人士是否思考就会有所不同。

  张雨良也认同不同阶层的人看同样的东西感悟会不同,站在精英的立场上去批评老百姓看电视不思考,就像庄子与惠子观鱼,“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他举自己为例,看电视也许即便在很久之后仍然会对其中某个图像印象深刻,而不是文字。

  孔海亭认为图像的种类不一样,其影响也不一样。看文字脑子里形成的图像与电视呈现的图像对受众的影响是不会一样的。赵保胜赞道,这就是我们看原著《红楼梦》与看电视剧《红楼梦》的感受会不同一样。

   姚娜提出经过思考后的对图像的印象与原始图像是不同的,她回忆美学老师说用照相机拍摄下来的彩虹和用心感悟的彩虹是不一样的,前者只是种技术,后者是经 过思考后留存在脑海里的图像,是种想象。许燕燕反驳道,就算是对着同一个对象拿照相机拍摄,也有拍照和摄影的区别。再比如小时候看周星驰的电影和现在再看 同一部电影,感受也不同。小时候或许笑笑而过,现在也许能看出解构、结构之类。杨凯就此说这就是由受众文化水平决定的,与媒介无关。受众变了,但电影情节 没变、媒介没变。韩杰反对说现在的媒介和以前的媒介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陈蕴茜觉得大家似乎有点贬影像的意思,电视电影网络正在新兴,难道我们只能被娱乐?只能批判它?我们为什么不考虑怎样去利用媒介传递积极的内容呢?李文英就此强调我们只是反思而不是否定,是有继承也有批判的。

   沈海龙说道,出版这本书的时候,他采访过广西师大出版社的有关人士,某出版人说“娱乐节目的存在是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的,你看不看都行,娱乐节目应该是 存在于小众的,但现在中国娱乐存在于大众……。”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是他所批判的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作者认为文化发展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一,从古代到 中世纪,文化是被宗教控制的时代;二、从14世纪到18世纪,是文化被技术影响;三、现代:文化被技术完全控制了。我们的时间被占用了,使受众没有时间思 考,没有时间与家人交流,没有时间读书等等。媒介多了,我们的文化却低了。读书、思考、交流的时间少了,导致大家的文化水平降低了,这与受教育的程度无 关。正如英格玛导演所说:“大师死了,各种牛鬼蛇神可以作乱了。”这是一个失去方向的时代。在古代是不容许孔子被嘲笑的,但在娱乐时代连孔子也可以被亵 渎。这种娱乐,不是一种娱乐节目,而是一种很不庄严的行式,正如康德所说,生命本不该仅是一种单纯的微笑,在微笑之外,我们应该保持着对人性的严肃的尊 敬。娱乐用很不正经的方式来传播信息,可我们只停留在付之一笑,而没有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常反对的都是表象,而不是使人迷惑的本质,我们的思维都随着搞 笑、恶搞走,没有了自主。

  主持人说,对于大笑而体力衰竭的民族来讲,我们该如何拯救它的文化。他就传媒娱乐倾向对文化发展的影响这一问题提出了三点疑问:这是否会导致文化的衰落?是否会解构传统道德?是否会消解人类的美好情感?

  韦强认为媒介是一种形式,它是无辜的,毒害人的是它所传播的内容。是人在其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如短信的出现,在拜年的时候,你可以接受可以用,但也可以保持传统的方式,关键在于人自己。

   高东辉认为媒介的出现只是一种新陈代谢,但必须承认新生事物在产生之前都是脆弱和混乱的,慢慢会走向正轨。但是,各种艺术在走向成熟时也在走向枯竭。所 以我们没必要去否定去批判这些存在,况且否定是没用的,就算否定它也会始终存在,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我们该做的是如何利用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孔海亭也赞成韦强的说法。认为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这本书,是让我们去反思,而非仅仅是否定。我们应该正视各种媒介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以及对于生活的改变。

  姚娜接着说,批判集中在文化的控制上。一如尼尔·波兹曼在本书开头讲,“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所憎恨的东西,而恰恰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波兹曼用“隐喻”来指娱乐式的信息会对人们的思维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代替人的思维。我们批判、反思的是这种已成的“制度”。

  李文英反问道,“一本书也会对人产生这种效果”。姚娜说媒介的影响与书的影响不同。媒介的影响更直接、范围更广。电视重在作用于对受众在接受时间、接受心理上的限制。

   张雨良说,在影视中一些经典的画面影像更深刻。在看书后,很多都忘了。如我们对于高中时物理、化学的学习一样。在另一本说中,波兹曼表示出对“童年的消 逝”的担忧。他说自己也一直在思考90年代之后的孩子的思维方式的形成和现状,是应该归于电视的影响还是归于现代化城市生活方式的发展?许燕燕说,电视、 网络以及各种传媒都在介入着孩子们对生活的理解。在当代,网络的影响更是明显。现在的小孩儿说话很雷人,即使不懂,也会学着大人说。

   主持人说传媒的娱乐倾向给人们带来的消极影响是显著的。雅思贝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中说:今天所有人所共有的不是人性(一种普遍的、无所不在的伙 伴精神),而是世界通行的时髦话,一些娱乐活动的普遍化、大众化等等。意思说,它使我们丢失了许多传统的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说就是人性的淡化。

  韦强问道,这本书所描绘的是美国人20世纪80年代的生活状况和设想,如今30年过去了,他当时的预言是否实现了呢?

   沈海龙认为我们中国人读书的思维习惯多为伦理性的,即领导说是即是,所以我们看书中习惯于“孔子曰”。而西方人却在看书、著书时有明显的不同,自圆其 说。我们没必要讨论在这本书之后美国将会怎样,这只是一本理论书,不是预言的书。这本书的意义在于警惕,而非信任却有实事。

  高东辉认为,这是19世纪以来随着科技的发展,欧洲人的危机意识的表达,如叔本华、尼采的危机意识,是对整个文化传统的发展,对工具、理性的反思。

  赵志川说在这里我们不是被工具控制了,而是有些人控制了工具。如现在我们的意识形态很明显,我现在已经不敢看电视了,因为大到新闻联播、小到各种八卦新闻都太假了。大众传播并没有错,他们都仅是一个媒介,具体表现在人对节目的控制上。看来看去,电视都像新闻联播。

   高东辉接着说,电视在传播信息中是受到控制的。人们说“研究无禁忌”,其实“研究是有禁忌的”!出版,有禁忌,且在传播中的作用不容忽视。赵保胜表示, 现在的言论自由,实则相对于以前是缩小了。汶川大地震宣传片的制作上,体现了很强的策划目的性。但他表示在观看的时候,还是赚取了他不少眼泪。

  在此主持人提醒大家,传媒的娱乐倾向对道德情感有什么样的影响?

  韩杰说电视是有其社会功能的,并非仅仅是娱乐的一面。对道德情感的影响,体现在制作中的底线。若常此下去,在受众中也会产生逆反心理。

   孔海亭认为作品从来都带有道德情感的判断,娱乐无罪,但泛娱乐值得思考。娱乐对道德情感的影响很大,媒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文化的角度、从商品消 费的角度,媒介只是在其中起到一种作用。娱乐宣泄、疏导人正常的情感,有其必要性。但泛娱乐化不是针对情感而是针对理性、思考能力的丧失。

  赵志川认为从媒介控制的角度讲,媒介分为政治性、娱乐性的两种。如《活着》的禁播。

  主持人说娱乐的控制,主要体现在通过大众传媒这一手段。我们应该反思,文化是通过大众传媒,来渗透到我们的生活。这是电视的发展趋势。

  赵志川认为我们现在不是娱乐至死,而是被娱乐至死,体现了媒介在传达信息的过程中的单向性。赵保胜认为媒体是个好东西,但是娱乐不等于媒体。

   在讨论完这本书的积极面之后,大家又谈一下这本书的不足,一致认为随着电视渐被淘汰,电视被网络化了、互动化了。我们这个时代,距他所写的80年代的语 境已大不相同了。姚娜觉得这本书的封面图片,具有很大的视觉震撼效果,值得人去思考。李文英说,这幅图片反映了一个娱乐至死的典型。

  沈海龙认为这本书太有缺陷了,建立在阿德诺、康德的理论之上,具有很强的精英化,有明显的排斥平民思想。

   最后,主持人总结说,在《娱乐至死》中,波兹曼给我们文化的发展提出了警示。他要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在大众传媒的广泛普及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娱乐化倾向的 今天,我们在不断被控制,被操纵,从而失去自己的思考能力。正如他在书中说,对于一个大笑过度而至体力衰竭的民族,我们应该如何去拯救它的文化?当一切严 肃、庄重的公众话语被嬉戏成儿童的语言和幼稚的思维方式,一个民族是否还有前途?一个民族的灭亡,最后要归结到文化上,它是一个民族存在的根由。所以在西 方,从西马一直以来都注重对文化的批判,现今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显学,更突出了文化对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性。波兹曼的这本书为我们对文化的反思,拓宽了 一个新的维度。当然我们今天谈到的,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媒介,或者说大众传媒只是一种普通的传播信息的方式,它应该在人类发展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重要的是,作为能动主体的人,如果不能正确对待和使用媒介,将会给我们的文化带来重大消极影响。

                                                                                             (整理:张小磊 黄俣)